雜病源流犀燭
《雜病源流犀燭》，這部清代醫家沈金鰲的內科巨著，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問世，乃《沈氏尊生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書煌煌三十卷，以其系統的分類、深入的論述和精闢的見解，在中國傳統醫學的雜病研究領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至今仍被視為內科名著而備受推崇。
書名中的「犀燭」二字，在作者沈金鰲的《自敘》中得到了深刻的闡釋。他以犀牛角能燭照幽暗（「燭幽」）為喻，認為人的通靈本性若不被私慾蒙蔽，亦能洞察精微，如同犀角燭幽一般。面對錯綜複雜的雜病，表裡、寒熱、虛實、陰陽往往難以辨別，病形紛呈，似是而非。沈金鰲認為，要在此等易蒙、易混、易淆、易蔽之中，確診病情，非得仰賴醫者通靈洞徹、精微求索的精神不可。這「犀燭」之喻，不僅點明了書名的由來，更揭示了作者對醫學診斷境界的追求——如犀牛角般穿透迷霧，洞察疾病的本質與源流。
本書的內容結構嚴謹而系統，沈金鰲將內科雜病劃分為七大門類：臟腑門、奇經入脈門、六淫門、內傷外感門、面部門、身形門、並在凡例中提及瘡瘍和跌撲閃挫等。這種分類體系，既依據病變所在的部位（臟腑、面部、身形），也考慮了病因性質（六淫、內傷外感），更將總持十二經脈的奇經八脈獨立成門，足見其分類思路的周全與宏闊。
書中對每種病證的處理方式是其核心特色。如《凡例》所述，沈金鰲為每種病「各著源流一篇」，這種「源流」的寫作模式，旨在追溯疾病的來龍去脈、形成原因，使醫者能夠知其由來，審其變遷。在每一病證的論述中，作者都力求「究其原委，悉其形症，考其方治」，並詳細分析「病情之變幻，病勢之緩急，病體之輕重」。這種層層深入、鉅細靡遺的寫作手法，確保了論述的完整性和實用性。
《雜病源流犀燭》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其對辨證論治的深入探究。沈金鰲強調「辨證求因，審因論治，依法立方，按方遣藥」，這體現了他理法方藥並重的學術思想。他認為，診斷疾病必須在辨清病證的基礎上追溯其病因，再根據病因和病機來確定治療原則，選定相應的方劑，並在方劑的指導下遣用藥物。書中援引了大量前人的醫學論述，並註明出處，這既顯示了作者博採眾長的廣闊視野，也方便讀者溯源考證。同時，他並非墨守成規，而是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和見解，對前人學說進行了取捨和補充，形成自己獨到的一家之言。正如《凡例》中所述，對於古人論說中精當而不及援引者，他也特意採錄於篇後，以補正文之不足。
脈診在本書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凡例》強調「知病必先知脈，既知脈方可識病」，因此在《卷首》便載有《脈象統類》，詳細闡述了脈法的要領。沈金鰲以浮、沉、遲、數、滑、澀為脈診的「六綱」，並將其他脈象歸入其中或與之並列。他不僅描述了各種脈象的特徵（如浮脈的「輕手乃得，重手不見」；洪脈的「如群波之湧」；芤脈的「中空兩邊實」；弦脈的「端直如新張弓弦」），更詳述了不同脈象在寸、關、尺三部出現時所主導的病證。這種對脈診的系統梳理和臨床應用的細緻指導，為讀者提供了重要的診斷工具。書末附載的人迎、氣口脈法，作為對常規三部脈診的補充，也體現了作者對全面診察方法的重視。
除了藥物治療，《雜病源流犀燭》還將導引等養生祛病之法納入其中。在每病方治之外附錄導引法，沈金鰲認為這是「養生家修煉要訣」，通過導引運動可「卻病」，「佐參藥力所不逮」。這表明他認識到治病不僅僅依靠藥物，還應結合患者自身的能動性，通過非藥物療法來輔助康復和調理，體現了一種綜合治療和預防的思想。
書中所涵蓋的病證範圍廣泛，包括了內科的常見病、多發病，乃至一些在當時被視為疑難的病症，如癰疽、瘰癧、癲狂、中風、腫瘤等。沈金鰲對這些疾病的病因病機分析、辨證論治方案，不僅有理論闡述，更融入了大量的臨床經驗，使得全書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他對瘡瘍、跌撲閃挫等病證的論述（雖傷於外，必致侵及於內，有害於臟腑經絡），也突破了單純內科的範疇，體現了中醫「內外一體」的整體觀念，以及面對外傷時兼顧內部臟腑經絡損傷的必要性。
沈金鰲的學術成就對後世影響深遠。清代著名醫家王清任在其《醫林改錯》中，多次引用《雜病源流犀燭》的論述，佐證了自己的觀點。近代中醫大家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也對此書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些都說明了《雜病源流犀燭》在學術史上的承傳價值和其理論的生命力。
總而言之，《雜病源流犀燭》是一部集大成的內科專著。沈金鰲以「犀燭」之精神，窮盡雜病之源流，詳述病證之形情，精研辨證之方法，廣採古今之良方，並結合自身的臨床實踐和獨到見解，構建了一個全面而深入的雜病理論與臨床體系。其結構嚴謹、論述詳盡、理法方藥契合、兼及非藥物療法，對脈診等基本功的強調，以及對各種病證的系統梳理，使其不僅是清代醫學的代表作，也是中醫學習者和臨床醫家今天依然重要的參考文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用意義。儘管時代變遷，但書中體現的中醫整體觀念、辨證論治原則以及對病因病機的深刻認識，至今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值得我們深入研讀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