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急千金要方

唐代醫學巨著《備急千金要方》，乃藥王孫思邈畢生心血之結晶，成書於唐高宗永淳元年（西元682年），是中國醫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文獻。孫思邈有感於「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千金」為書名，強調生命的寶貴與醫學救人的無上功德。又慮及醫書浩博，倉猝難檢，特冠以「備急」二字，意在方便讀者在緊急情況下迅速查找實用方藥，足見其濟世為民的深切關懷。

全書共三十卷，內容龐博，體系完備，涵蓋醫學理論、臨證各科、藥物炮製、養生保健等諸多面向。按照基本介紹與提供的開篇內容，《備急千金要方》可謂對唐以前醫學成就的系統總結與提升。書中卷一為總論，奠定了全書的基調與孫思邈的醫學觀與道德觀。後續卷二至卷三十則分科論述各種疾病的診治，包括婦科、兒科、七竅病、諸風、腳氣、傷寒、內科雜病、消渴、淋閉、疔腫癰疽、痔漏、解毒並雜治、備急、食治、養性、平脈、針灸等二十五門，共收載醫方達五千三百首。這不僅是一部包羅萬象的醫方大全，更是一部融合醫理、藥物、針灸、養生於一體的綜合性臨床指南。

從提供的《備急千金要方》序言可見，孫思邈對醫學的起源與發展進行了追溯，從上古聖人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創製火化、八卦、庖廚、醫藥、針灸，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和、緩、扁鵲，漢代的倉公、仲景，魏代的華佗等名醫輩出，醫術精湛。然而，孫思邈也憂心當時醫道之衰微，認為後世名醫雖多，但治癒率不如前代，原因在於今人「嗜欲太甚，立心不常，淫放縱逸，有闕攝養」。他痛斥世俗之人輕視醫術，將其視為「詭詐」，恥於研習，反而競逐功名利祿，將子弟送往誦讀短文、營求出身之路，而忽略了事關性命的醫道，深感「吁可怪也」。

孫思邈的醫學之路始於自身的病痛經歷，「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這促使他年少時便立志於醫學，白首之年仍手不釋卷，勤奮好學。他「親鄰國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實踐中累積經驗。他親身體會到既存醫方書籍的浩繁難檢，一旦遇急，「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已不救矣」，這「痛夭枉之幽厄，惜墮學之昏愚」，是他編撰此書的直接動機。他「博採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編成了這部《備急千金要方》，希望能幫助學醫者「留意於斯者，亦思過半矣」。書名的深意在於強調生命價值連城，而一個有效的藥方所挽救的生命，其價值更遠超千金。序言中引用張仲景之言，進一步闡述了研習醫藥方術的重要性——上可療君親之疾，下可救貧賤之厄，中可保身長全；反之，若只追逐榮華富貴，忽略性命之本，一旦疾病纏身，便手足無措，將生命委付庸醫，最終「咄嗟喑嗚，厥身已斃」。這段引文強烈批判了時人「崇飾其末，而忽棄其本」的行為，深刻揭示了醫學對於個人乃至社會的根本意義。

卷一之首三篇尤為核心，體現了孫思邈對「大醫」的界定與要求。「論大醫習業第一」闡述了成為一名「大醫」所需具備的廣博學識。孫思邈認為，大醫不僅要精通傳統醫學經典，如《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孔穴、本草藥對，以及張仲景、王叔和等名家經方，更強調要「涉獵群書」，廣泛閱讀非醫學典籍。他認為，不讀五經則不知仁義之道，不讀三史則不知古今之事，不讀諸子則無法識物，不讀《內經》則無法培養慈悲喜捨之德，不讀《莊》《老》則不能順應自然、擺脫拘泥。甚至連陰陽祿命、相法、灼龜、易經六壬、五行、天文等也要探究精熟。這種將醫學置於廣闊的文化與哲學背景下學習的要求，遠超一般技藝的範疇，認為唯有如此，才能達到「於醫道無所滯礙，盡善盡美」的境界，否則如同「無目夜遊，動致顛殞」。這反映了孫思邈深邃的學術思想，認為醫學不僅是技術，更是與天地自然、人文道德相通的大道。

「論大醫精誠第二」是孫思邈醫德思想的集中體現，也是《備急千金要方》乃至中國醫學史上最為光輝的篇章之一。他引用張湛之語說明醫道精微難學，需要「用心精微」才能辨察病情。他警示初學者不可淺嘗輒止，「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強調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更重要的是，他為大醫確立了崇高的道德標準：「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對於求醫者，必須「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不可瞻前顧後，愛惜自身，而應「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險嶮，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達到如此境界，方可稱為「蒼生大醫」，反之則是「含靈巨賊」。孫思邈還特別提出了珍愛生命的原則，主張非到萬不得已，不應使用動物生命入藥，即使是虻蟲、水蛭這類藥材，也應選擇已死的，而雞卵之類，雖混沌未分，亦應慎用。對於那些瘡痍下痢、臭穢難聞的病人，醫者必須發自內心產生「慚愧、悽憐、憂恤」之情，絕不能有絲毫厭惡之心。他還規範了醫者的言行舉止，要求醫者「澄神內視，望之儼然」，臨證時應「至意深心，詳察形候，纖毫勿失」，處理病情必須審慎，不可率爾逞能邀名。強調到病家時應專注於病情，不為周遭的聲色享樂所動，因為「一人向隅，滿堂不樂」，醫者豈可安然歡娛？他告誡醫者不得誇耀炫耀、誹謗同行、自以為是，應行「陰德」，救苦濟世，而非專心圖謀財物。這篇「大醫精誠」是醫學倫理的千古範本，其核心思想至今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論治病略例第三」則從醫學本體論出發，論述了天地人之間的關係，強調人體的經絡臟腑與五行陰陽相通，變化精微。繼而，他再次批判了當時一些醫者不思究研經典，只憑經驗，診察馬虎，草率處方，如同「窺管」一樣片面。這部分再次強調了醫者深入理解醫理和仔細診察的重要性。

總體而言，《備急千金要方》不僅是一部集大成的醫方巨著，集結了唐代以前豐富的醫學知識與實踐經驗，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臨床資源；它更是一部醫學教育與倫理的典範。孫思邈在書中明確提出對醫者學養與品德的極高要求，將醫學提升到關乎性命、融匯人文、承載道德的高度。他提倡的「大醫精誠」精神，超越了單純的醫術，成為歷代醫者景仰和遵循的行為準則。書中對各科疾病的系統論述，對藥物、針灸、養生的詳細闡述，以及對應急情況的重視，使其成為一部實用價值極高的臨床著作。明代李時珍和清代張景岳「千金之書，不讀非醫」的評價，恰如其分地說明了其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基礎性地位和深遠影響。這部著作不僅是研究中國古代醫學的重要文獻，也是了解唐代社會生活、哲學思想和道德觀念的珍貴資料，誠如書中介紹所言，是一部集醫學、哲學、文學、史學於一身的著作。孫思邈以其醫學成就和崇高醫德，為後世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備急千金要方》因此不僅是醫學經典，更是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倫理精神的寶藏，其醫德思想尤其可貴，足為萬世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