証治準繩‧雜病
王肯堂的《証治準繩》是明代醫學的集大成之作，其第五卷《雜病》尤其內容豐富，系統地梳理了當時各種複雜疑難病症的診療之道。作為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醫學典籍，它不僅集錄了明以前各家的學說與方論，更融入了作者王肯堂（字仲陽，號一齋）的臨床經驗與獨到見解，為中醫雜病的辨證論治提供了重要的「準繩」。
王肯堂，這位生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的明代醫學家，並非一開始便專事醫道。他在《自敘》中坦陳，早年曾懷抱「不為良相，願為良醫」的古志，因目睹母親病危而立志學醫，並在初期取得了顯著療效。然而，科舉仕途一度使他暫停了醫學的深入鑽研。直至他中進士、入翰林，經歷仕途的波折與歸鄉之後，方才重新拾起岐黃家言，並投入畢生精力進行醫學研究與實踐。這種先儒後醫的經歷，使得王肯堂的醫學思想既有深厚的學術根基，又體現出經世致用的關懷。他著書立說的目的，正如《自敘》所言，是希望能將救人濟物的經驗與方法，傳之天下萬世，使更多人受益，而非僅限於一時一地之診治。
《証治準繩》全書十卷，涵蓋了內科、外科、婦科、兒科和雜病五個主要醫學領域。此書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成書，是王肯堂醫學思想與實踐的結晶。在五個部分中，《雜病》卷是內容最為繁多、涉及病種最廣的部分，它幾乎囊括了除婦、兒、外、傷科之外的各種複雜內科疾病。根據書籍介紹，《雜病》卷收錄了瘧疾、中暑、痢疾、黃疸、水腫、癰疽、瘰癧、癲狂、小兒疳積等多種典型雜病，以及從提供的文本片段中可見的諸中門（如中風、中氣等）。
《証治準繩‧雜病》最為獨特且貫穿全書的精髓，在於其書名「証治準繩」所揭示的方法論。王肯堂在《自敘》中詳細闡述了醫學辨識的「五科七事」框架：即脈、因、病、証、治為五科，而「因」又可分為內、外、亦內亦外，與其他四科合為七事。他指出，過去醫者常因辨識不清，未能精確掌握「証」與「治」的關係而導致誤治，使得許多病人未能倖免於難。因此，《証治準繩》特別「言証治獨詳」，旨在為醫者提供辨証論治的規範和依據。他將「準繩」比喻為木匠使用的工具，強調它只是輔助達到「平與直」的手段，而醫者真正的能力在於「心目明」，能夠靈活運用準繩，而非死守教條。他深知「守死句而求活人」的危害，告誡後學不可將書本知識當作僵化的鐵律。
具體到《雜病》卷的內容呈現，書中對每一類雜病，通常會先闡述其病因病機，繼而列舉詳細的症候表現（「証」），最後提供相應的治療方法及方藥（「治」）。從提供的「諸中門」和「中風」部分可見其論述的細緻入微。例如，對於驟然仆倒的「卒中暴厥」，書中首先引述經典，指出其與「火性速疾」有關，但治療上卻非一味寒涼，體現了「甚者從治」的變通思想。接著，它區分了俗傳的中風、中氣等類別，並提供了急救的開竅、化痰方法，如蘇合香丸、三生飲、稀涎散、碧霞散等，甚至詳細描述了在口噤無法進藥時的應急措施（如吹藥入鼻取嚏）。更重要的是，書中對不同預後徵兆（如口開手撒遺尿）進行了提示，並給出了虛極陽脫時的搶救方法（如大劑參耆、艾灸臍下），體現了臨床應變的重要性。
在論述「中風」時，王肯堂採納並發展了金元醫家李東垣的理論，將中風區分為中血脈、中腑、中臟三個層次，這比傳統單純以痰火論治的觀點更為深入和系統。他引述《靈樞經》關於偏枯與痱病的論述，巧妙地將經典理論與臨床分型相結合，認為偏枯邪在分腠（淺），類似於邪中腑，而痱病邪入於裡（深），類似於邪中臟。對於不同層次的中風，書中提供了具體的治療策略和方藥。例如，中血脈有六經形症者，根據太陽、陽明、太陰、少陰等經的症狀不同，在小續命湯的基礎上進行加減，甚至詳細到具體的針灸穴位。對於中腑有便溺阻隔者，推薦三化湯或麻仁丸通利。特別是對於邪中腑但無外邪形症、內無便溺阻隔，僅表現為手足運動不利、語言障礙者，王肯堂提出了「血弱不能養筋」的病機，並選用大秦艽湯養血榮筋，這體現了他對中風複雜病機的細緻辨識。對於內外皆有邪氣者，強調先解表後攻裡；邪氣已除後，則以愈風湯善後。書中還明確指出了中臟痰涎昏冒的治法（如至寶丹），並針對中血脈、中腑 cautioned against using overly芳香走竄的藥物（如龍腦、麝香）以免引邪深入骨髓。這種層層深入、有理有據、兼顧不同情況的論述方式，極具條理性與實用性。
除了詳細的辨證論治，書中還強調了對病情深淺、預後的判斷，以及在治療過程中「不可失於通塞」的原則，即需要根據病情或以汗法，或以通利之法，靈活運用，以期達到清濁自分、榮衛自和的目標。這種強調變通而非固守的思路，正是王肯堂「心目明」使用「準繩」的體現。
《証治準繩‧雜病》的成書與流傳，也反映了當時醫學發展的狀況和醫書出版的歷程。王肯堂在《自敘》中提到，雜病部分的論與方是首先成稿的，這可能說明了當時雜病作為臨床中最常見、最複雜的病類，是作者首要關注和整理的對象。然而，著作浩繁，付梓不易，早期是靠著周鶴陽等人的資助才得以問世並流傳。到了清代，此書依然備受推崇。程永培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為此書作《序》，記述了他因為善本難求，耗費十餘年進行反覆校勘並重新刊刻的過程，這足見《証治準繩》在當時的廣泛流傳及醫界對其價值的認可。程永培在序中更從儒家「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的高度來評價醫學，並讚揚王肯堂的濟世之心，認為醫學是關乎人生命安危的至要之事，這也反映了當時一些士人將醫學視為「小道」的偏見已有所改變，轉而將其視為一種高尚且需要深厚學養的事業。
總體而言，《証治準繩‧雜病》是明代中醫雜病學領域的一部集大成且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它在繼承《內經》、《傷寒論》等古典醫籍及金元以降各家學說的基礎上，對各種雜病的証候、病機、治法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闡述，提供了豐富的方藥選擇和臨床實踐指南。其核心價值在於建立了以「証」為核心的辨證論治體系，並通過「五科七事」的框架提供了一套清晰的診斷與治療思路。書中對病機的探討深入細緻，對症候的描述全面具體，對治法的選擇靈活多樣，且不乏作者個人的臨床經驗與變通思想。清代醫學家張景岳在其《醫學源流論》中讚譽此書「集諸家之大成，為諸家之冠冕」，是對其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的極高評價。
儘管時代變遷，部分具體論述或方藥用法需要結合當代醫學知識進行辯證看待，但《証治準繩‧雜病》所體現的系統性、條理性、精準辨證的精神以及強調醫者靈活應變的思想，至今仍對中醫臨床和教學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它不僅是一部實用的臨床參考書，更是研究明代乃至以前中醫雜病學發展史的重要文獻。這部書的價值，正如其名所示，為後學提供了一把辨識病症、選擇治法的可靠「準繩」，引領醫者在複雜的疾病面前，能夠更加清晰、準確地找到診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