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証治準繩‧雜病》~ 自敘
自敘
1. 自敘
余發始燥，則聞長老道說范文正公未逢時，禱於神以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因嘆古君子之存心濟物，如此其切也。當是時，顓蒙無所知顧，讀岐黃家言，輒心開意解，若有夙契者。嘉靖丙寅母病阽危，常潤名醫，延致殆遍，言人人殊，罕得要領，心甚陋之，於是銳志學醫。既起亡妹於垂死，漸為人知，延診求方，戶屣恆滿。
先君以為妨廢舉業，常嚴戒之，遂不復窮究。無何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備員史館，凡四年，請急歸，旋被口語，終已不振。因伏自念受聖主作養厚恩，見謂儲相材，雖萬萬不敢望文正公，然其志不敢不立，而其具不敢不勉，以庶幾無負父師之教，而今已矣。定省之餘，頗多暇日，乃復取岐黃家言而肆力焉。
白話文：
我初次感到心煩燥熱，便聽長者說道，范仲淹先生未能遇到合適的時機，向神明祈禱，希望不要做良相，只願成為良醫。我因此感嘆古時君子的仁心濟世，如此至誠至切。那時我年幼無知，卻在讀《黃帝內經》等醫書時，心神豁然開朗，仿佛有前世之約。
嘉靖丙寅年，母親病危，我遍請常州名醫，每個人說法都不一樣，很少有人抓住要點，我心裡非常鄙視他們，於是下定決心認真學習醫術。後來我成功救治了快要去世的妹妹，逐漸被人們所知，求診的人絡繹不絕。
父親認為我學醫會耽誤科舉，常常嚴厲告誡我，因此我沒有再深入鑽研。不久後我考中鄉試，十年後又考中進士，被選拔到內閣讀書，并在史館任職，歷時四年。我請求急於回家，但很快被口頭命令，最終身體狀況不佳，無法恢復。
我反省自己，深感受皇恩浩蕩，被視為宰相之才，雖然不敢妄想比肩范仲淹先生，但他的志向我不敢不立，他的品格我不敢不勉，希望不辜負父母和老師的教誨。如今我已經功成名就，在處理政務之餘，有許多閒暇時間，便再次拿起《黃帝內經》等醫書，全心投入其中。
二親篤老善病，即醫非素習，固將學之，而況乎輕車熟路也。於是聞見日益廣，而藝日益精，鄉曲有抱沉疴，醫技告窮者，叩閽求方，亡弗立應，未嘗敢萌厭心，所全活者，稍稍眾矣。而又念所濟僅止一方，孰若著為書，傳之天下萬世耶。偶嘉善高生隱從余遊，因遂採取古今方論，參以鄙見，而命高生次第錄之，遂先成雜病論與方各八巨袟。高生請名，余命之曰《證治準繩》。
高生曰：何謂也？余曰：醫有五科七事，曰脈、曰因、曰病、曰證、曰治為五科，因復分為三，曰內、曰外、曰亦內亦外，並四科為七事。如陰陽俱緊而浮脈也，傷寒因也，太陽病也，頭痛發熱身痛惡寒無汗證也，麻黃湯治也。派析支分，毫不容濫，而時師皆失之不死者，幸而免耳。
白話文：
父母雙親年邁多病，即使自己原本不精通醫術，也必定會努力學習，更何況自己已經熟練精通。因此，我的醫術見聞日益廣泛，技藝也日益精湛。鄉里中有人患了疑難雜症，醫術高明者束手無策，便紛紛前來求醫問藥，我從未推辭，總是竭盡全力幫助他們，因此治癒的人也不少。但我想到自己只救治了方圓幾里的人，不如寫成書籍，傳播天下，造福後世。恰逢嘉善的高生隱慕名而來，追隨我學習醫術，於是便將古今醫方論著，結合自己的見解，讓他逐一整理記錄，先完成了雜病論和八卷方劑。高生請我為書命名，我便取名為《證治準繩》。
高生問道：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我回答道：醫學有五科七事，分別是脈、因、病、證、治五科，其中「因」又分為三類，即內因、外因、內外兼因，加上前四科，共計七事。例如，患者陰陽俱緊，脈象浮沉，這是傷寒的病因，屬於太陽病，症狀是頭痛發熱、身體疼痛、怕冷無汗，治療方法是用麻黃湯。這樣條理分明，絕不容許混淆，而當今的醫生大多沒有掌握這些準則，幸運的是他們沒有因此而誤診致死。
自陳無擇始發明之，而其為《三因極一方》，復語焉不詳。李仲南為《永類鈐方》，枝分派析詳矣，而入理不精，比附未確。此書之所以作也。曰五科皆備焉，而獨名證治何也？曰以言證治獨詳故也。是書出，而不知醫不能脈者，因證檢書而得治法故也。雖然，大匠之所取，平與直者準繩也。
而其能用準繩者，心目明也。倘守死句而求活人，以準繩為心目，則是書之刻，且誤天下萬世，而余之罪大矣。家貧無貲，假貸為之，不能就其半，會侍御周鶴陽公以接鹺行縣至金壇，聞而助成之，遂行於世。時
萬曆三十年歲次壬寅夏五月朔旦念西居士王肯堂宇泰識
白話文：
這本書的起源，是作者陳無擇發明了《三因極一方》，但關於這本書的內容，他並沒有詳細說明。後來李仲南寫了《永類鈐方》，將《三因極一方》的內容分門別類，列舉得十分詳盡，但卻沒有深入探究其中的道理，也沒有準確地將其歸類。因此，這本書的出現正是為了彌補這個不足。
有人會問，這本書包含了五科醫術，為什麼要特別強調證治？這是因為這本書對於證治的分析非常詳細。這本書問世後，不懂脈診的醫生可以根據病症查閱這本書，找到適當的治療方法。
然而，真正的醫術精髓，在於準確把握病人的病症，就如同工匠使用準繩來確定平直。能運用準繩的匠人，其心眼一定是明亮的。如果一味地死守書本，而不去觀察病人，將準繩當作唯一的標準，那麼這本書的問世，只會誤導天下後世，而我的罪過就大了。
因為家境貧寒，我借錢出版這本書，但錢只夠一半。幸虧當時侍御周鶴陽公因公務來到金壇，聽說此事後慷慨解囊，才得以順利出版。
本書寫於萬曆三十年（1602年）夏五月初一，由王肯堂宇泰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