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治通義

《藥治通義》，此部中醫古代典籍，乃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著名醫學家丹波元堅所著。成書約於清朝中期的十九世紀，共十二卷，是一部深入探討藥物治療理論的專著。丹波元堅曾遠赴中國學習，深受中華醫學薰陶，融會貫通歷代醫家之精髓，並結合自身長年的臨床經驗與研究，編纂成此書。其內容涵蓋廣泛，系統地論述了中醫用藥的核心原則、方法，方劑的配伍與組成，以及汗、吐、下、清、溫、補等重要治法的要旨。此外，對於藥物的各種劑型、精確分量、服用方法、貯藏保管乃至外治法，皆有詳盡的闡述。

本書體例獨特，每篇開篇皆引述歷代著名醫家的原文，繼而輔以作者丹波元堅的按語。這種結構不僅彰顯了作者對傳統醫學的深厚學養與尊崇，更藉由其獨到的按語，展現了批判性的思考、觀點的闡發或補充，為後學者理解古籍、掌握用藥精髓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與指導。這種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再加以個人見解的論述方式，使得全書不僅是知識的彙集，更是思想的傳承與創新。

從書中卷一的幾個篇章，便可窥見《藥治通義》論藥治學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其所強調的醫學智慧核心——「權變」與「中和」。

首先，〈用藥勿偏執〉一篇，直指醫家臨證的大忌。文中引述俞守約、張隱菴、許魯齋、繆仲淳、李念莪等多位醫家之言，力陳用藥偏執之害。俞守約強調良醫應「量人之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以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證」，駁斥當代醫者或偏好熱藥、或偏好涼藥的執見。張隱菴則以「中庸之道」喻醫理，認為「虛者補，實者瀉，寒者溫，熱者涼，自有一定之至理」，偏於溫補或涼瀉皆非中庸。許魯齋論元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四大家時，已指出單守一家之弊，或失之畏葸不前，或失之疏暴傷正，認為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殆庶幾乎」。丹波元堅在按語中進一步闡發，認為天下之事最忌偏執，而醫道尤甚。蓋因人身稟賦、疾病變化、時地環境皆千差萬別，故藥之補瀉溫涼、治之擒縱緩急，絕不能「舉一而廢百」。他批評後世醫家或謂元氣轉薄專宜補養（如繆仲淳、李念莪之說，但丹波元堅的祖父已為文駁斥此說），或謂病皆有毒專宜攻伐，這些偏頗之見皆是執一而失之全。此篇旨在告誡醫者，必須破除門戶之見，擺脫個人偏好，以患者具體病證為依歸，靈活運用藥物，才能避免貽害。

其次，〈用藥有四時之辨〉篇，論述用藥當順應自然界四時之氣化。繆仲淳的原文闡明春生、夏長、長夏化、秋收、冬藏的氣化規律，以及人身氣血如何隨之流通變化。順應時令用藥，如「春溫夏熱，元氣外泄，陰精不足，藥宜養陰；秋涼冬寒，陽氣潛藏，勿輕開通，藥宜養陽」，此乃因時制宜，補不足以和其氣的「變中之常」。然而，更為精微之處在於「舍時從證」與「舍證從時」的權變思想。繆氏舉例，陰虛之人雖值隆冬，若陰精虧竭不能制火而外熱，反需養陰；陽虛之人雖逢盛夏，若陽氣不足不敵風寒而灑淅，仍需溫補。此即是「舍時從證」。反之，素體血虛之人不利苦寒，一旦中暑暴注，則需「舍證從時」，暫用黃連滑石以泄熱。丹波元堅在此篇的按語雖簡，卻點明了繆氏論述的「特得款要」，即在於強調用藥不僅要考慮普遍的時令規律，更要根據個體差異和具體病情，審時度勢，靈活變通，以合乎權變之理。

再者，〈用藥有方土之宜〉篇，深入探討地域差異對體質和疾病的影響，以及用藥應如何適應。孫思邈《千金方》已有隨土地用藥輕重之說。俞守約則從南北差異論證，北方風氣渾厚，稟賦雄壯，宜攻伐外邪；南方地濕氣薄，體質柔脆，宜保養內氣。徐洄溪更為細緻地分析，西北與東南之人氣體差異，導致其受風寒後所需藥物劑量與性質不同。他強調「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細調之」，甚至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丹波元堅的按語引述《內經》「異法方宜論」和「五常政大論」的高下溫涼之辨，認同諸家觀點。更以親身觀察為例，提及琉球信使來朝時，不適應當地寒凍氣候頻繁生病，而彼國醫者固守其地辛溫之法，導致多數病者不治身亡。此例證鮮明地說明，醫者若不明方土之宜，罔顧地域差異，僅憑一己之見或慣用之法，「篤信邈焉絕域之術」，套用於異地之人，其為害之烈。「人入他鄉，必為風土所移」，此乃醫者必須審慎考察的重要因素。

最後，〈用藥有貴賤之別〉篇，從社會階層角度論述用藥的差異性。寇宗奭指出「貴豪之家，所養既與貧下異。憂樂思慮不同。當各遂其人而治之」，批評後世醫者忽略此節。李念莪則詳細分析富貴與貧賤之人在勞動方式（勞心vs勞力）、飲食（膏粱vs藜藿）、居處（廣廈vs茅茨）等方面的差異，進而導致體質稟賦不同（中虛筋柔骨脆vs中實骨勁筋強，藏府嬌vs藏府固，玄府疏易感外邪vs腠理密難乾外邪）。因此，富貴者多宜補正，貧賤者多利攻邪。但他隨即強調，這只是一般趨勢，並非絕對。貧賤者亦有宜補，富貴者亦有宜攻，最終仍須「以方宜為辨，稟受為別，老壯為衡，虛實為度」，不能膠於居養一途而概施治療。此篇再次體現了中醫學「因人制宜」的精神，治療必須全面考量患者的具體情況，包括其生活環境、社會狀態，而非僅僅著眼於疾病本身。

綜觀卷一這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篇章，《藥治通義》的核心思想呼之欲出：即用藥之道，首重「不偏不倚，靈活權變」。醫者必須跳出固定的思維模式和狹隘的門戶之見，全面審視患者的病情、體質、年齡、性別，更要考慮疾病發生的時間（四時）、地點（方土），甚至患者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背景（貴賤）。所有這些因素交織影響，共同構成了疾病的複雜面貌。丹波元堅藉由引述古籍，再結合自己的按語和臨床體悟，反覆強調醫道是「因證以治病」，是「隨地制宜」，是「舍時從證」，是「捨證從時」，是「因其虛實而藥之」，是「以方宜為辨，稟受為別，老壯為衡，虛實為度」。這一切都指向中醫治病必須具備的整體觀念和變通智慧。

《藥治通義》作為一部系統性的藥治理論著作，其價值不僅在於整理和闡述了歷代醫家的用藥經驗與原則，更在於丹波元堅在承襲傳統基礎上的深入思考與獨到見解。他對偏執的批判，對時、地、人等因素對用藥影響的細緻分析，特別是通過按語展現的辨證思維，使其超越了一般的醫籍彙編，成為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臨床指導意義的著作。本書在日本被奉為經典，列為醫學院必修，足見其在東亞醫學界的崇高地位；在中國亦受到廣泛關注，並有譯本流傳，證明了其思想的跨國界影響力。對於學習和研究中醫藥治療學而言，《藥治通義》無疑是一部值得深入研讀的寶貴文獻。其所倡導的全面、辯證、靈活的用藥觀念，至今仍是指導臨床實踐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