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治通義》~ 卷一 (8)

1. 傷寒雜病治法之異

尤飼鶴曰：治外感，必知邪氣之變態；治內傷，必知藏府之情性。治六淫之病，如逐外寇，攻其客，毋傷及其主，主弱則客不退矣。治七情之病，如撫亂民，暴其罪，必兼矜其情，情失則亂不正矣。（醫學讀書記）

劉松峰曰：雜病用藥品過多，或無太害。即如健脾者，多用白朮固也；再加山藥可也；再加扁豆亦可也；再加蓮肉棗肉，亦無不可也。再如補腎者，多用熟地固已；再加枸杞可也；再加菟絲亦可也；再加蓯蓉首烏芡實杜仲，亦無不可也。補藥固不厭多；即雜證藥品過繁，亦為害尚淺。

覺其不善，速為減去，或可挽回；而瘟疫不能也。即如葛根，治瘟疫藥中至和平之品；若邪在太陽，加之太早，反足以引邪入陽明矣。又如葛根與白芷，均屬陽明散劑，而白芷溫散，葛根涼散；白芷散陽明風寒之邪，葛根散陽明溫熱之邪；若溫邪之在陽明，用葛根而再加白芷，

必然掣肘，恐不似他證用藥繁多之帖，然無事矣。所以瘟疫用藥，按其脈證，真知其邪在某經、或表或里、並病合病，單刀直入，批隙導款，多不過五六味而止。至於分兩之重輕，則在臨時看其人之老少虛實、病之淺深進退，而酌用之。（說疫）

按松峰論葛根白芷，誤據張潔古引經之說，甚失古本草之旨。然至雜病傷寒用藥之異，則其理固不可易矣。又王三陽傷寒綱目曰：治傷寒如對勁敵；治雜病如理亂絲。此言亦是。然傷寒有證候稀壞，藥難徑行者；雜病有卒爾危劇，治宜放膽者。三陽之言，互意而看，亦可也。

（張隱菴侶山堂類辨，亦有雜證論，附藏於次卷治有不可正行條。隱菴以雜病為見證龐雜之謂，非是。蓋雜病本對傷寒而言，詳義見於拙著察病通義中。）

又按張蕆活人書序曰：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朱奉議於其第五卷中曰：古人治傷寒有法，非雜病之比。）陳鶴溪三因方舉此語曰：方即義方；法即法令。外病用法令，猶奸邪外擾，非刑不除；內病用義方，猶父兄子弟，不足以禮格之而已。王海藏醫壘元戎駁之曰：

吾謂治雜病亦有法；療傷寒亦有方。方即法也；法即方也。豈有異乎？要當全識部分、經絡表裡藏府，豈有二哉？先兄紹翁亦有其辨，甚為明切，曰：夫不易謂之方矣；可准謂之法矣。仲景著傷寒論，設一百一十三方，命之曰方者，蓋有此方而治此病；有此病而主此方，使後人知不可易以佗劑也。其評辨脈理，題之曰法者，使後人亦於診按之際，可准其言以裁決也。是不啻治傷寒一證，其治雜病亦然。故治傷寒之方，無不可以治雜病；而治雜病之法，亦可以准治傷寒。豈得謂彼特有方，而此反無之；此獨有法，而彼反無之耶？

白話文：

尤飼鶴說：治療外感疾病，一定要了解邪氣變化的狀態；治療內傷疾病，一定要了解臟腑的特性。治療六淫引起的疾病，就像驅逐外敵，要攻擊入侵的敵人，不要傷到自己的根本。如果自身虛弱，敵人就無法被驅逐。治療七情引起的疾病，就像安撫叛亂的百姓，揭露他們的罪行，也要體諒他們的心情。如果失去情理，就會更加混亂不正。（《醫學讀書記》）

劉松峰說：雜病用藥種類過多，即使沒有太大害處。例如健脾的藥，多用白朮是肯定的，再加山藥也可以，再加扁豆也可以，再加蓮子、紅棗肉也無不可。又如補腎的藥，多用熟地是肯定的，再加枸杞也可以，再加菟絲子也可以，再加肉蓯蓉、何首烏、芡實、杜仲，也無不可。補藥本來就不怕多，即使雜病的用藥種類繁多，危害也還比較輕微。

如果發現不對勁，就要趕快減少用藥，或許還能挽回。但是瘟疫就不同了，例如葛根，在治療瘟疫的藥物中，算是很平和的藥。如果邪氣還在太陽經，太早使用葛根，反而會引邪氣進入陽明經。又如葛根和白芷，都屬於陽明經的散劑，但是白芷是溫散，葛根是涼散。白芷可以散陽明經的風寒邪氣，葛根可以散陽明經的溫熱邪氣。如果溫熱邪氣在陽明經，使用葛根，又再加入白芷，必然會互相牽制，恐怕不像其他疾病用藥多也沒事的樣子。所以治療瘟疫用藥，要根據脈象和證狀，真正了解邪氣在哪一經，是在表還是裡，是單獨發病還是合併發病，要單刀直入，攻破關鍵，用藥通常不超過五六味。至於劑量的大小輕重，就要根據病人年齡大小、體質虛實、病情深淺和進展情況，來酌情使用。（《說疫》）

我認為松峰對於葛根和白芷的論述，是錯誤地引用了張潔古的經絡引導說法，完全違背了古本草的本意。但是他關於雜病和傷寒用藥不同的道理，確實是正確的。另外，王三陽《傷寒綱目》說：治療傷寒就像對付強勁的敵人，治療雜病就像整理雜亂的絲線。這句話也有道理。但是傷寒有時候證狀很複雜，藥物難以直接起效；雜病有時候會突然危急，治療應該大膽用藥。三陽的話，要互相對照來看，也是可以的。

（張隱菴《侶山堂類辨》中，也有關於雜病的論述，附在下一卷“治有不可正行條”中。隱菴認為雜病是指病情複雜多變，這是不對的。雜病本來就是針對傷寒而言的，詳細的解釋可以參考我的著作《察病通義》。）

另外，張蕆《活人書序》說：古人治療傷寒有方法，治療雜病有藥方。（朱奉議在他的第五卷中說：古人治療傷寒有方法，這不是雜病可以比的。）陳鶴溪《三因方》引用這句話說：藥方就是義理之方，方法就是法令。治療外感病就要用法令，就像有奸邪外來侵擾，不用刑罰就不能清除；治療內傷病就要用義方，就像對待自己的父兄子弟，不能用禮法來約束。王海藏《醫壘元戎》反駁說：

我認為治療雜病也有方法，治療傷寒也有藥方，藥方就是方法，方法就是藥方，哪有什麼不同呢？重要的是要全面了解整體和局部，經絡、表裡、臟腑，難道有不同嗎？我的哥哥紹翁也做了辨析，說得非常清楚明確。他說：不能更改的叫做方，可以遵循的叫做法。仲景寫《傷寒論》，設立一百一十三個藥方，稱之為“方”，意思是說有這種藥方才能治療這種病，有這種病就要用這個藥方，讓後人知道不可以隨意更換其他藥劑。他對於脈理的評論，稱為“法”，意思是讓後人也可以在診脈的時候，遵循他的說法來判斷。這不僅僅適用於治療傷寒，治療雜病也是如此。所以治療傷寒的藥方，都可以用來治療雜病；而治療雜病的方法，也可以用來治療傷寒。怎麼能說傷寒有專屬的藥方，雜病反而沒有；雜病有專屬的方法，傷寒反而沒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