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時旨要

《奉時旨要》：清代醫家江涵（日敦）融匯醫理時宜之要典

清朝江涵（日敦）所著的《奉時旨要》，是一部融匯古今醫學思想，並力求契合時代病機與臨床實際的重要醫學典籍。作者江涵，字日敦，歸安（今浙江湖州）人，其生平可見於自序中提及的「幼習經史，旁及醫經，中年遊學嘉禾，兼行其道」，以及其仕宦經歷「自通籍後，出仕東粵」，晚年則「年老乞歸」。這段經歷表明江涵不僅是醫者，更是一位具有深厚人文素養並曾任職的官員，這使得他在撰寫醫書時，能夠以更為廣闊的視野，兼顧理論的溯源與實踐的應用。

根據書前的簡介，《奉時旨要》共十卷，分為上、下兩部，上部論述中醫基礎理論，下部闡述臨床各科。然而，對照作者的自序，江涵明確說明此書「匯成七卷」，並「即以陰陽五行分類而屬之」。這說明本書的實際編排結構與簡介的十卷、上下部劃分可能存在差異，或是不同版本所致。但依從作者自述的結構，本書核心編排邏輯是圍繞中醫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理論——陰陽五行展開的。這種結構體現了作者對醫理的根本認知，即認為萬病皆不離此天地生化之大道。

江涵在自序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天以陰陽五行生萬物，人即稟此陰陽五行以成形質」，疾病的發生，根源即在於此陰陽五行的「消長生克之機」。他追溯上古聖人（如俞跗、岐伯、雷公、巫彭、桐君）的醫學成就，皆本乎此理。同時，他也坦誠面對古代經典傳承中的不足與局限。他認為《黃帝內經》（《靈》、《素》）雖是根基，但歷經年代，文字翻譯恐有闕誤；《周官》中關於臟腑的記載也僅是「崖略」；而春秋時期的名醫雖醫術高明，可惜「著作無聞」。

對於漢代張仲景的《金匱要略》等著作，江涵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內經》之旨燦然一彰」。然而，他同時指出，《金匱》中的方劑「太覺古奧峻厲，按諸今時之病，未能一一合轍」。這反映了時代變遷對醫學應用帶來的挑戰。古方雖好，但若不加變通，難以完全適用於後世的病機。這正是江涵寫作此書的動機之一：他看到後世雖有河間、東垣、丹溪、立齋、景岳等諸多名家對《內經》進行了推廣和發展，提供了「後學一大津梁」，但這些學說不免有所偏頗。再者，當時「醫書汗牛充棟」，卻良莠不齊，「擇不精，語不詳」，難以為濟世救人的「根柢之學」。

因此，江涵寫作《奉時旨要》的目的，在於「抉《經》旨之要言，採諸賢之正論，刪繁存液，略附末議」，旨在為後學者提供一部精煉、扼要且系統的醫學著作。他將全書編為七卷，以陰陽五行作為分類綱領。這種分類方式，不僅回歸了中醫最本源的理論框架，也使得疾病的理解與治療更具系統性。

他特別解釋了編排的邏輯：萬病的根源，無論外感內傷，「悉根於郁」。他認為「郁」是「陰極之象」，故將「諸郁」歸於「陰屬」之首。接著安排「諸瘧」，取「陰偶之義」（瘧疾常與陰經病變或半表半裡相關）。而「陽症之極盛，莫大於傷寒」，故傷寒專屬「陽屬」。其餘病證則依其病機性質，分別歸屬於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範疇之下。這種從總體病機（郁）入手，繼而區分陰陽，再細分五行的結構，展現了作者清晰的診斷思路和系統的治療體系。書名「奉時旨要」，江涵引用《易經》「後天而奉天時」及朱熹「知理」之訓，謙稱自己「非敢謂已知其理也」，只是「體上天好生之心，敬持其奉行之志」，意在闡明其著書是為了順應天道自然，掌握醫理要旨，以實踐救人活世的願望。

從卷一「陰屬」的具體內容來看，作者首先深入探討了「諸郁」這一核心病機。他引用《內經》「五運之氣，鬱極乃發」的論述，指出郁是氣機不暢，積聚而發為疾病的過程。並詳細闡釋了《內經》針對五臟五行的鬱所提出的「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五大治療原則。這些原則是中醫治療鬱證乃至許多複雜病證的指導思想。

書中進一步結合《內經》關於情志與五臟關係的論述（如怒傷肝、喜傷心等）以及情志相勝的法則，闡明情志因素在疾病發生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提及了其他導致氣機失調的因素，如勞欲、貧富、飲食、形寒等，指出疾病可由內外各種原因引起。

江涵在論述郁證時，並非簡單複述經典，而是廣泛徵引和討論了後世醫家的學說，體現了其「採諸賢之正論」的宗旨。例如，他引用趙養葵的觀點，強調「郁」的本義是「抑而不通」，不單指憂鬱，也指由五氣所乘導致的氣機鬱滯。他更詳細引用張景岳對《內經》五鬱治法的闡釋，景岳認為任何氣血不調皆可稱郁，並將五法與五臟、五邪相聯繫，如木鬱宜達，火鬱宜發等。景岳還提出了五法之間「各有圓通之妙」，即一種治法可達到其他治法的效果，如氣陷的木鬱，用「發」法亦能達到「達」的效果。這種對治法的靈活變通思想，正是臨床實踐中至關重要的。

有趣的是，江涵也在書中呈現了不同醫家之間的學術爭鳴。例如，他引用石頑的論述，對金元時期朱丹溪提出的「六郁」（氣、濕、熱、痰、血、食）學說及其方劑越鞠丸提出了商榷。石頑認為丹溪的六郁與《內經》以五行相因、五氣為本的旨意不合，主張應回歸五行理論，認為治療木鬱即可使諸鬱皆開，並推薦逍遙散作為治療木鬱的代表方。江涵將這些不同觀點並列呈現，並有所傾向（似乎更認同回歸五行本源），既展示了學術發展的軌跡，也引導讀者深入思考。

在具體病證論述方面，卷一「陰屬」中對「六氣之郁」（風、寒、暑、濕、燥、火）的討論，展現了本書的臨床實用價值。作者詳細描述了不同外邪所致鬱證的發病途徑、典型症狀及其演變。例如，風鬱可由皮毛而入，影響經絡、筋骨、臟腑，出現鼻塞、身重、寒熱、痹痛等症，並提供了六安煎、參蘇飲等代表方；寒鬱則分外入、飲食、內生三種，各有不同症狀及治法，如外寒用香蘇散，內寒用理中湯、八味丸等；暑鬱由口鼻而入，分傷暑與閉暑，表現為煩熱、口渴、小便不利等，治用四味香薷飲、生脈散等；濕鬱多侵犯下焦，源於天地人，症狀有身重、疼痛、腫脹、泄瀉等，治法分寒濕、濕熱，分別用燥濕、清利之法及代表方如胃苓湯、四苓散等。這種分門別類的論述方式，配合具體的方藥舉例，使得理論與臨床緊密結合，為讀者提供了清晰的診療指南。

儘管提供的資料主要集中在基礎理論和郁證的討論，但從簡介和作者的編排邏輯（陰陽五行涵蓋萬病）可以推斷，本書的後續卷目會依循這個框架，對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各科疾病進行系統論述。這些內容會是前面理論的具體應用，將各種病證歸入陰陽五行的範疇下進行辨證論治。

總而言之，《奉時旨要》是江涵（日敦）在中醫學術史長河中，承上啟下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不僅系統梳理了《黃帝內經》等經典理論，對陰陽五行、四診八綱、經絡腧穴等基礎知識進行了闡釋；更結合了後世諸醫家的學術見解，對常見病、多發病（如郁證）的病機、辨證和治療進行了深入分析，並展現了作者融會貫通、靈活應用的思想。江涵寫作此書的謙遜態度背後，是力求精煉要旨、去蕪存菁的學術追求，以及經世致用、利濟蒼生的醫者情懷。他對時代病機的關照，對古方今用的思考，以及對不同學說的討論，都使得這部書超越了簡單的知識匯編，而成為一部具有學術深度和臨床廣度的醫學著作。對於後世學習中醫者而言，本書無疑是一部承襲經典、啟迪臨床的寶貴資源。它不僅展示了清代醫家對傳統醫學的繼承與發展，也體現了他們在複雜學術環境下，力圖建立清晰、實用醫學體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