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裁吾先生所著《痙病與腦膜炎全書》，成書於民國二十四年（西元1935年），正值中西醫學在中國激烈碰撞、相互審視的時代背景下。此書的誕生，並非僅為醫學知識的整理，更是作者劉裁吾及當時國醫界對於西方醫學強勢進入中國，尤其在處理特定傳染病方面，所提出的一份深具回應與挑戰意味的著作。從書名開宗明義將國醫的「痙病」與西醫的「腦膜炎」並列，便可見其核心宗旨：旨在以國醫的理論與實踐，來分析、對比、乃至糾正當時西醫對「腦膜炎」的認識與治療。
此書的寫作動機，根據曾序與自序，可追溯至民國二十四年春，長沙市發生的一場關於腦膜炎的公開辯論與爭議。當時，腦膜炎被西醫界視為來勢洶洶的傳染病，引起民眾普遍恐慌。西醫採取的診斷方式（如脊椎穿刺、腦部穿刺取液化驗）、治療手段（主要依賴普通解毒血清，且被西醫自身承認效驗有限）、以及預防措施（避免入戲院、電影院、疲勞、佩戴口罩、甚至嚴格隔離），在一些國醫人士看來，不僅療效不彰、預防無謂，甚至診斷方法本身可能對病患造成傷害，住院條件（如湘雅醫院讓病患居於通風高樓、剝去厚暖衣被）也被認為不當，加劇病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曾君貢軒、張君駐塵等國醫代表人物，以及後來的劉裁吾先生，對西醫的做法提出了強烈質疑與反駁。這場爭論甚至延燒至報端，引起公眾關注。劉裁吾先生雖未能直接參與前期的論戰，但深受觸動，遂「伏案著書」，以《痙病與腦膜炎全書》作為其系統性的回應與論述。他認為，既然西醫在治療腦膜炎上「無治療方法」，而國醫「有治療腦膜炎之方法」，便有責任將國醫的有效方藥與理論發揚出來，以挽救病患生命，避免特效靈方失傳。這份「不忍以不作」的心情，以及對國醫療效的高度自信，構成了此書寫作的直接推力。
書中首先確立了核心觀點：西醫的腦脊髓膜炎，實質上對應國醫的「痙病」。這種對應並非簡單的病名替換，而是將西醫基於解剖、病原體（雙球菌）的疾病觀念，納入國醫基於症狀（痙攣、抽搐）、病機（外感、內傷、肝陽等）的辨證體系中進行理解。作者指出，西醫以病之「局部」（腦脊髓膜）命名，國醫則以病之「現狀」（痙、抽）命名，兩者切入點不同，但所指涉的臨床表現有高度重疊性。
對於西醫當時強調的病因——雙球菌，劉裁吾先生在自序和例言中提出了質疑。他引述了西醫內部不同學者的研究，指出檢測到的病菌種類繁多且不確定，甚至連淋病也檢出雙球菌，由此推論雙球菌並非診斷腦膜炎的唯一或確定標準。他更從微生物學原理反駁西醫的細菌致病論，認為人體分泌物或腐敗物質在培養下自可生菌，質疑了將細菌視為疾病唯一「原因」的觀點。這種對西醫病原體理論的挑戰，反映了當時國醫界試圖維護自身病因病機解釋體系的努力。
此書的結構，根據例言，分為十篇，層層深入：
《痙病與腦膜炎全書》不僅是一本探討特定疾病的醫學專著，更是民國時期中醫學術界面對西方衝擊的一個縮影。作者劉裁吾先生以堅定的國醫立場，系統梳理了國醫對痙病的認識，並以此為基礎，對西醫腦膜炎的診斷、治療、預防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挑戰了西醫當時被視為科學依據的病原體學說，質疑了其療效和安全性，並通過援引經典、折衷時賢、列舉驗案等多種方式，力圖證明國醫在處理此類疾病上的獨特優勢和實際療效。
此書的價值，一方面體現在其對國醫「痙病」理論的系統闡述，尤其是在鑒別診斷和方劑運用方面的細緻工作；另一方面，它忠實記錄了特定歷史時期中西醫學交鋒的真實情景，反映了國醫界在面對西方醫學挑戰時的反應、抗爭與調適。儘管書中對西醫的批評可能帶有當時論戰的情緒色彩，甚至在科學認知上存在歷史局限性（例如對細菌學的理解），但它作為國醫在特定疾病領域，試圖與西醫平等對話、甚至超越西醫的嘗試，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意義。它展現了國醫學者在傳統理論基礎上，結合臨床經驗，積極應對時代挑戰的精神面貌，以及對中華醫學傳承與發展的責任感。書末的驗案更是其強調臨床實效、以療效為證的國醫特色體現。總體而言，《痙病與腦膜炎全書》是一部結合學術研究、臨床經驗與時代論戰，旨在捍衛和發揚國醫價值的代表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