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衛生方

《嶺南衛生方》是一部淵源流長、為嶺南地區醫學提供寶貴洞見的重要醫方著作。其輯錄者為元朝僧人繼洪，儘管書名上或有題為「宋·李璆、張致遠原輯」，然考諸史籍及書中前序，可知其真實成書及傳承情況頗為複雜。這本書的核心價值，在於它深刻剖析了嶺南（今日廣東等地）特殊的地理環境如何影響當地居民的健康，並針對由此產生的多發疾病，特別是瘴瘧，提出了有別於中原地區傳統醫學的治療原則與方劑。

從歷史傳承來看，《嶺南衛生方》並非一部一脈相承、毫無疑問的著作。書中〈校刻嶺南衛生方序〉明確指出，《宋史藝文志》載有李璆、張致遠的《瘴論》，並考證了二人的身份與履歷，但隨即指出他們並未在嶺南為官，質疑了「原輯」的說法，並辨析了與李濤著作名稱相似的混淆。這反映出，即使在較早期的版本，其源流已非全然清晰，或許「李璆、張致遠」是代表了宋代對嶺南瘴病有所研究的醫家或著作。而本書現存的版本，已非元代繼洪所輯的原始面貌。原書早已亡佚，目前流傳的多為後世的增補本，其中以婁安道（年代不詳）的增補本最為重要，還有日本校刻的復刻本及中醫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這漫長的傳承與增補過程，本身就證明了這本書的生命力與實用性，即便原著失傳，其核心思想與方劑依然被認為具有保存與推廣的價值。

書中的數篇前序，為我們理解本書的成書背景、價值觀念以及傳播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線索。〈校刻嶺南衛生方序〉（日本天保年間）首先點出了醫學傳承中固守門戶、爭議不休的弊端，批評一些醫家或偏執於古代聖經（如張仲景），或膠泥於後世學說（如劉、張、李、朱），未能融會貫通、靈活變通。序中強調了「說不乖理，方不違義」，並提出讀仲景書但「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的見解，意在強調治病應得其法而非拘泥於具體方劑。這篇序的作者親歷了日本天保年間的疫病流行，見到許多醫家因未能辨識「上盈下虛及少陰證」而誤用汗下之劑，導致大量病患死亡，反觀使用溫補正氣之法則療效顯著。他由此反思治病必須考慮地域差異與病機變化，不能「以一定之法而待非常之變」。正是基於這種對靈活應變思想的推崇，他發現《嶺南衛生方》「頗得其三昧」，因此不遺餘力地搜求、校刻此書，以期息止醫界的門戶之爭，並將珍貴的嶺南醫學知識廣傳於世，批評那些「秘書」不傳的行為是「胡寧飽蠹魚不借人也」。

明代正德年間的〈原序〉（古田羅榮撰）從更宏觀的角度闡釋了《嶺南衛生方》存在的必然性與重要性。序中引述《內經》關於「四方風氣異宜」的論述，明確指出南、北方的氣候、地理環境差異巨大，導致民眾的體質與好發疾病不同，因此「調攝之劑安得而盡同哉」。嶺南「陽之盛處，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與北方塞漠地區形成鮮明對比。在這種環境下，民眾的體質和疾病特點自然與中原不同，治療方法也應有其獨特性（如《內經》所言「微針，故九針者亦從南方來」）。序中提到，《嶺南衛生方》曾有元代海北廉坊刻本和明代景泰年間的重刻本，但因「粵俗重巫輕醫」導致傳播不廣，板本亡佚，以至於當時「北客入南，首詢孳孳。俗醫既乏師承，應求草率，鮮有尋其緒者」。作者羅榮深感嶺南醫學知識匱乏之苦，幸得總鎮潘公所藏抄本，方得以重新梓刻傳世，認為此書對於生活、寓居嶺南的人們，「舍是書何求哉」，突顯了本書的實用價值和再版意義。

萬曆年間的〈原序〉（鄒善撰）則從醫家診治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嶺南醫學的特殊性。《沈括良方》序中提出「治病有五難」，其中辨疾與治疾尤為重要，需要深入了解天時、地理、人文等諸多因素。作者將此理念與嶺南情況相結合，指出嶺南「號炎方，又瀕海，氣常燠而地多濕」，導致「陽常泄，而患不降；陰常盛，而患不升」。這種氣候特點與中原大異，若業醫者不察此點，「而徒治以中州常法，鮮有不失者」。他痛批誤治帶來的危害：「以其常泄之陽而重汗之，則元氣不固；以其常盛之陰而輕利之，則真氣愈陷。是醫藥之害與山川之害交為吾人病也」。鄒善認為，《嶺南衛生方》「論瘴病始末誠有以握其要領」，對於理解嶺南特殊的受病原因與服藥原則至關重要。因此，他與同僚捐俸重梓此書，並由婁醫安道增補「八論」及「藥性」，旨在幫助後學分辨類似病證、參考藥物增減，從而更好地「握陰陽升降之機，而不致為山川風氣所侵」。

從書中首篇實質內容〈李待制瘴瘧論〉，我們可以窺見《嶺南衛生方》的核心醫學思想。此文深入分析了嶺南「陽燠常泄，陰濕常盛」的環境特點對人體的具體影響：陽氣不固導致氣多上壅、汗出、腠理不密；陰濕盛導致肢體重倦、腳氣。更重要的是，這種陰陽偏頗不和，使得人體氣機升降失調，常見「上熱下寒」的病證。作者（被託名為李待制）尖銳地批評當時嶺南醫家未能認識到這一病機特點，反而將胸中煩悶等上部症狀誤認為實熱，濫用麻黃、柴胡、鱉甲、白虎湯等發表、清熱之品，或將痞悶誤認為積滯而濫用轉利藥。這些治療方法都與嶺南病機「上熱下寒」、陽虛濕盛的本質背道而馳，導致「十居其九」「十無一生」的慘狀，認為許多病患非死於瘴癘本身，而是「皆醫殺之也」。作者以自身的臨床經驗為佐證，闡述了治療嶺南瘴疾應當遵循「溫中固下，升降陰陽正氣」的原則，並親身驗證了使用灸法（中脘、氣海、三里）和溫中回陽之劑（如生薑附子湯，即使在病人自覺有熱、胸悶時冷服）的卓效，強調了辨清病機「上熱下寒」的重要性。這種敢於突破常規、針對地域病機靈活運用藥物的思想，正是本書最寶貴之處。

綜合來看，《嶺南衛生方》不僅僅是一部醫方集，更是一部體現地域醫學特色和臨床變通思想的重要著作。它從嶺南獨特的地理氣候入手，分析其對人體陰陽氣血的影響，揭示了當地多發疾病（特別是瘴瘧）「上熱下寒」等特殊的病機本質。在此基礎上，本書批評了套用中原常法的弊端，倡導溫中、固下、升降陰陽的正氣治療原則，並輯錄了相應的有效方劑。雖然原書經過漫長的傳承和增補，且作者歸屬存在爭議，但書中貫穿的「因地制宜」和「辯證論治」思想，以及對嶺南特殊病機的深刻認識，使其成為研究中國地域醫學史、環境醫學以及瘴病治療史的珍貴資料。它證明了優秀的醫學知識是能夠超越時代和地域，透過不同的載體和形式得以傳承和發展，並對後世的醫學實踐產生深遠影響。娄安道的增補，特別是八論和藥性的加入，更增強了本書的臨床指導性，使其在醫學知識相對匱乏的邊遠地區具有更強的實用價值。這本書的存在與傳播歷史，本身就是中國醫學不斷發展、適應各地具體情況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