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醫言
日本江戶時代的醫家吉益為則,以其對中醫古籍的獨到見解與激進主張,開創了古方派的革新風氣。其著作《古書醫言》便是呈現其學術思想核心的重要文獻。這部書雖然篇幅不大,僅四卷,但其內容並非單純的古籍輯錄,而是吉益為則對漢以前三十八種中國古書中涉及醫學內容的精煉選取與犀利評述,旨在釐清並闡發他心中真正的「疾醫之道」。
《古書醫言》全書分為「論醫之源流」、「論醫之體用」、「論醫之法度」、「論醫之方藥」四個部分,但其內涵並非按照傳統醫學體系進行全面闡述,而是緊密圍繞作者的核心觀點——「道不古則不從,方不古則不取」以及他對「疾醫」與「陰陽醫」的區分與取捨展開。作者在序中開宗明義地表達對「古書之可尊,在乎其信信;古醫之可貴,在乎其治治」的推崇,同時也對後世醫學脫離古道表示惋惜。序中提到其先祖東洞翁(即吉益為則本人,序由其子吉益順撰)「學二千歲之上」,鑽研古方,最終悟得「萬病一毒,無疾不治」的見解,這成為貫穿全書的基石。吉益為則認為,真正的古醫之道即是「疾醫之道」,其本要即在於認識「萬病一毒」並施藥以「攻毒」;而漢代以後「陰陽醫」的興盛,導致了「疾醫之道熄」,醫學走向了歧途。
第一卷「論醫之源流」雖名為源流,實際上是吉益為則藉由對《易經》、《書經》、《詩經》、《禮記》等非醫學經典中醫相關論述的評論,來確立他心中「古醫」的純正面貌,並藉此批判後世醫學的弊端。例如,他引用《易經》「勿藥有喜」來闡釋其「攻毒」理念,認為無病之人若用藥反而有害,藥物只應用於攻擊「病毒」。最重要的,他對《書經》中「若藥勿瞑眩,厥疾勿瘳」的論述給予高度肯定,認為這是「書言醫事,可信,莫古焉」的真理。他強調「瞑眩」是藥物攻毒的必然反應,是判斷藥物是否「中肯綮」(切中要害)的標誌。這種對瞑眩的重視,以及對藥物「毒性」即是其療效來源的認識,是吉益為則醫學觀點的顯著特徵。與此同時,他藉此批評「漢以降,疾醫之道熄焉,陰陽醫隆焉」,認為以陰陽論疾病是「不知為知之弊」,因為陰陽是「造化之事,而非人事也」,對治病毫無助益。他甚至認為如太倉公(淳于意)這類醫家,雖論死生,卻不能救疾病,其論說不過是「空言虛論」。對於《禮記》中「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說法,吉益為則在肯定其謹慎之意的同時,也靈活地指出,若有人能自然克得治疾之術,即便未及三世,其藥亦可用,體現了他務實、以療效為先的態度。他對《月令》中將疫病與時令錯亂相聯繫的說法,則直接斥為「於治療無益」,再次重申他對脫離實際治療的理論體系的排斥。
第二卷「論醫之體用」和第三卷「論醫之法度」中提供的節選雖然相對較少,但從對《荀子》的評論中,更能看出吉益為則如何篩選、詮釋非醫籍內容來佐證自己的理論。例如,他對《荀子·天論》中「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的論述進行點評時,明確反對當時主流醫學認為「六氣傷於人」的觀點。他提出「無毒之人不所傷焉,不所冒焉」,認為外部的六氣並不能直接使人得病,人之所以生病,根本原因在於體內存在某種「毒」(病原、病理產物)。外部因素僅是在有「毒」的基礎上,才誘發疾病的發生或影響其進程。這進一步鞏固了他「無毒不病」及「萬病一毒」的思想。他對《荀子》中討論生死的部分,則表示「生死者非人之所主,故疾醫不言也」,認為醫生的職責在於治療疾病,而非預測或干預生死,再次將「疾醫」的任務聚焦於具體的「治疾」。
書末的「扁鵲傳評」是全書最具批判性的部分之一。吉益為則藉由評論司馬遷《史記》中扁鵲與淳于意的傳記,尖銳地指出後世醫學的沒落是從「疾醫摧而陰陽醫作,陰陽醫破而神仙醫興」開始的。他旗幟鮮明地將扁鵲視為「疾醫」的典範,而將淳于意、葛洪、孫思邈等人歸為「陰陽醫」或「神仙醫」,認為他們的理論和方藥「無益於治療,有害於古訓」。他甚至認為司馬遷在撰寫扁鵲傳時,「素不知扁鵲之為與淳于意相反」,未能辨識二者醫學本質的區別,導致傳記中存在「疏略牴牾」之處。這不僅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更是藉古喻今,表達他對當時醫壇充斥陰陽五行、繁瑣理論、無效方藥的強烈不滿,以及他力圖撥亂反正、回歸純粹「疾醫之道」的決心。他認為,只有辨析清楚「疾醫」與「陰陽醫」的根本差異,才能找到真正的「周行」(大道),即「疾醫之道」。
總體而言,《古書醫言》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醫學理論著作或方劑手冊,而是一部具有強烈學術立場和批判精神的「醫論」集。吉益為則通過對上古經典文獻的選擇性引用和獨特詮釋,構建並強化了他以「萬病一毒」、「無毒不病」為核心的「疾醫」理論,並藉此對當時盛行的、他認為已偏離古道的陰陽五行醫學進行深刻批判。書中雖未詳細闡述「萬病一毒」的具體內涵或如何辨識此「毒」,但字裡行間充滿了他對返璞歸真、追求實際療效的渴望。他所推崇的「疾醫」是一種化繁為簡、直指病機(他稱之為「毒」)、並敢於使用能引起「瞑眩」反應的強力藥物來驅逐病邪的醫學模式。
這本書不僅是研究吉益為則及其古方派學術思想的第一手資料,也為了解日本江戶時代醫學界「古方派」與「後世派」(多受金元、明清醫學影響,重視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等理論)之間的學術爭鳴提供了重要文本。它展示了吉益為則如何透過「考諸古」來「徵諸今」,為自己的理論尋找歷史依據,同時也反映了他作為一位臨床醫家對當時醫學理論脫離實踐、療效不彰狀況的深刻反思。儘管吉益為則的「萬病一毒」理論因其過於簡化而在後世存在爭議,但《古書醫言》作為其學術思想的集中體現,對後世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化繁為簡、注重療效、強調實證的精神,至今仍具啟示意義。這本書提示我們,對待醫學經典應持批判性思維,不斷探索其與臨床實踐的真正契合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