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熱暑疫全書
清初醫家周揚俊所著的《溫熱暑疫全書》，是中國中醫學史上關於溫病學說一部極其重要的著作。成書於康熙十八年（1679年），此書問世之際，正值溫病學說從《傷寒論》的框架中逐步獨立出來，並發展成為一個獨立體系的關鍵時期。周揚俊承襲了前人對溫病、熱病、暑病、疫病的研究，並結合個人臨證經驗與學術見解，以體例嚴謹、論述精闢的方式，為後世理解和治療這類疾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溫病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溫熱暑疫全書》撰著之前，雖然醫家們已認識到溫熱類疾病與傷寒有所不同，但在理論體系、辨證方法和治療原則上，仍存在諸多混淆與爭議。尤其是在如何理解《傷寒論》中關於溫病的條文、如何區分溫病與傷寒、以及應當採用何種治療方法等核心問題上，各家學說紛紜，莫衷一是。周揚俊在其「自序」中，對此種亂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溫病、熱病、暑病、疫病較之傷寒，為時更久、病者更多，然而許多醫者未能明辨其病因、病機，特別是未能掌握其核心的治療原則。
周氏力斥自晉代以來，部分醫家對溫病治療的誤區，尤其是使用溫熱辛燥之藥「以火濟火」的錯誤療法。他點名批評了崔文行使用附子等熱藥組成方劑（如老君神明散、務成子螢火丸）治療溫病；朱肱在《活人書》中對溫病與傷寒辨證的混淆，以及其溫病方多用辛溫之品的失誤；巢氏在《病源論》中沿襲崔文行的解散法，乃至採用摩膏火灸、針灸、催吐等峻猛或助熱之法；龐安常、李思訓偏執於「和解」一法；甚至連對溫病有所研究的丹溪，也被認為在用藥上未能完全臻於化境。周揚俊特別強調，劉河間雖然在熱病論述中多有深意，但其學說混雜於正傷寒中，需要醫者自行擇取，猶如「金屑雜於泥沙」。他對李東垣從《內經》悟出冬溫春溫之義給予高度讚譽，認為是「暗中一大炬」。然而，對於明季方中行在《傷寒條辨》中對溫熱病的陰陽分法，乃至似可用熱的主張，周氏認為這背離了溫熱病應當採用寒涼的根本原則（「病名溫熱，自需寒涼」），故嘉言（即方中行）之學說仍為周氏所不取。
周揚俊透過梳理和批判前人的學說，確立了其《溫熱暑疫全書》的核心宗旨：溫熱類疾病的性質屬熱，治療總則應當是清熱、瀉熱、養陰，亦即以「寒涼」為基礎。他認為歷代醫家之所以聚訟紛紜，良由「來派不清，復無面牆體認」，未能真正體悟病機的本質。
本書共分四卷，體例嚴謹，層層深入，分別論述溫病、熱病、暑病、疫病。
卷一：溫病方論
周揚俊首先從《傷寒論》的原文入手，對其中涉及溫病的條文進行深入的闡釋。例如，對「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一條，周氏註解明確指出，溫病是由「伏邪自內發出」，一發於外則表裡俱熱，熱勢亢盛，耗傷津液，故發熱即渴，且因其非表證（與傷寒外感不同），故不惡寒。他尤其強調，此證雖繫於太陽，實則由少陰伏邪發出，表裡同病，與傷寒之先表後裡截然不同。這一觀點對於區分溫病與傷寒，以及認識溫病的病機源頭具有關鍵意義，是周氏溫病學說的重要基石。
對於《傷寒論》中「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等條文，周氏將其解釋為太陽溫病誤發汗，導致津液外泄，表裡增熱，兼夾風邪，而出現的一系列嚴重變證，如脈陰陽俱浮、自汗、身重、嗜睡、鼻鼾、語言難出等。他指出，這種誤治後出現的「風溫」狀態，實質上使溫病邪熱由太陽深入少陰，導致太陽少陰同時受病，病勢危篤，故仲景未出方，意在垂戒不可發汗。周氏為此類誤治變證提出了麻黃升麻湯去麻黃、升麻、生薑、白朮的加減方。他對誤下、誤用火法（灸熨）導致的膀胱氣化受傷、津液大傷、乃至熱盛動風、驚癇瘛瘲等變證，亦有詳細分析，並嚴厲警告誤治的嚴重後果（「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在「春溫集補證治並方」等章節，周揚俊結合臨床常見的溫病證候，提供具體的辨證論治思路和方藥。他再次強調，溫病多由內伏之邪發出，表現為煩擾、脅滿、口苦、惡熱不惡寒等裡熱見證，雖經絡表現多樣，但常與少陽相關。他列舉了針對不同病機組合的方劑應用，如少陽陽明合病的承氣湯、三陽合病的柴胡類方或雙解散、少陽經有客邪的柴胡加減方、兼有表邪的梔子豉湯或益元散加減、熱在三焦的黃連解毒湯或三黃石膏湯等。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在具體方證中，對經典方劑進行加減化裁，以更好地適應溫病複雜多變的臨床情況。他對於高熱、腹滿、譫語等裡實證，強調及時使用承氣湯類方瀉熱；對於熱傷血分或邪熱結聚胸膈者，則可能採用葶藶苦酒湯涌吐或涼膈散清瀉。這些具體方藥的應用，體現了周氏以寒涼清熱為主線，結合具體邪熱所在層次（表、裡、三焦）、邪熱性質（結聚、耗傷）、以及正氣情況進行靈活治療的原則。
周揚俊對溫病的病因論述，從描述來看較為全面，包含了外感六淫（風寒、暑熱、濕邪、燥邪、火邪）、內傷七情、飲食勞倦、房室過度等。然而，從其序言及卷一內容來看，他對溫病「外感六淫」中的「風寒」是持保留態度的，認為典型的溫病是伏邪化熱，與傷寒的風寒外感不同。描述中將風寒列為溫病的六淫之邪，可能需要結合周氏對「風溫」的解釋（可能是溫病兼夾風邪，或誤治後出現類似風邪的表現）來理解，而非將風寒作為純粹溫病的主要病因。他更側重於邪熱的性質，強調其耗傷陰液、影響營衛和陰陽平衡的病機特點。
卷二、卷三、卷四：熱病、暑病、疫病
雖然提供的資料未包含這三卷的具體內容，但根據全書體例和描述，可以推斷周揚俊將溫病、熱病、暑病、疫病作為既有關聯又有區別的四類疾病來討論。熱病可能是泛指一切以熱為主要表現的疾病，可能包括部分溫病在內的各種發熱性疾病；暑病則特指夏季感受暑邪所致，常夾濕邪，周氏序中亦提及與濕暍有關；疫病則是指具有傳染性、流行性的熱病。周氏在對這些疾病的論述中，預計會延續卷一的體例，詳細分析各自的病因、病機、證候特點，並確立相應的治療原則和具體方藥。基於其對溫病「寒涼」原則的強調，可以合理推測，對於熱病、暑病、疫病這類同樣以熱邪為主要矛盾的疾病，清熱瀉火、化濕清暑、解毒防疫等寒涼或清解之法，仍將是其主要的治療方向，只是會根據各類疾病的具體邪氣性質（如暑必夾濕）、傳變規律和流行特點進行調整和變化。例如，暑病可能更側重清暑化濕，疫病則可能強調解毒和扶正祛邪。
本書特色與影響
《溫熱暑疫全書》的最大特色在於其系統性和理論的鮮明性。周揚俊明確區分了溫病與傷寒，將溫病、熱病、暑病、疫病納入一個獨立的體系進行研究，這種分類和體例對後世溫病學的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為清代中葉溫病學的鼎盛奠定了基礎。他對歷代醫家關於溫病學說的梳理與批判，特別是堅持「病名溫熱，自需寒涼」的核心原則，有助於糾正臨床上的誤治亂象，指明了治療溫熱病的正確方向。書中不僅有理論闡述，更附以前人醫案，使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臨證醫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儘管本書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並且對後世溫病學，特別是以葉天士、薛生白為代表的清代中葉溫病學派產生了重要啟示，但作為一部成書於三百多年前的醫學著作，其中部分內容和觀念必然受到時代的局限。例如，當時對病原體的認識尚不清晰，病機闡述主要基於傳統中醫理論。因此，在現代臨床應用時，需要結合現代醫學的診斷技術和病理生理認識，對書中內容進行審慎的分析、判斷與發展。特別是對於某些疾病的定義、分期分證，以及個別方藥的應用，需要現代醫家在繼承其核心思想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應用。
總之，《溫熱暑疫全書》是周揚俊對溫熱類疾病長期研究和臨床實踐的結晶。他以清晰的邏輯、豐富的內容和嚴謹的體例，系統地闡述了溫病、熱病、暑病、疫病的病因、病機、證候和治法，特別是確立了溫熱病治療應以寒涼為主的原則，並對當時醫學界在溫病認識上的模糊和誤治進行了深刻批判。這部著作不僅總結了前人關於溫熱病的成果，更為後世溫病學派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參考，是中醫溫病學史上一部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