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貫砭
清代著名醫家徐大椿的著作《醫貫砭》，是一部對趙獻可《醫貫》一書進行系統性批駁與深刻剖析的醫學評論集。成書於乾隆年間（1764年），此書不僅是兩位重要醫家學術觀點交鋒的體現，更是清代中醫思想領域中關於辨證論治、溫補與攻下、經典詮釋等核心問題激烈辯論的重要史料。徐大椿撰寫此書的動機，源於他對趙獻可《醫貫》廣泛流傳及其學說潛在危害的深切憂慮。
在書中〈序〉裡，徐大椿開宗明義地表達了他對當時醫學狀況的觀察與批判。他認為醫道看似條理分明（辨症定方，藥效顯然），實則「最可憑而不可憑」，因疾病變幻、療效難測、醫者水平參差，導致治病結果難以預料，甚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一定之論」，使得醫技的優劣也難以判斷。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特別點名趙養葵（即趙獻可）的《醫貫》之所以盛行，並非全然因其醫術高明，而是得益於「晚村呂氏」等名家的推崇，且其書「只記數方，遂傳絕學」，給人一種「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而名極美」的假象。徐大椿將這種情況視為極大的危險，認為其學說「反經背道」，《醫貫》的風行無異於推廣一種「殺人之術」。他甚至將這種對錯誤醫學的追捧比作「賞盜之害」，認為其禍害無窮。因此，徐大椿決意撰寫《醫貫砭》，逐條引錄或節錄《醫貫》原文，加以犀利批駁，希望能辨明是非，阻止其學說繼續誤人。
《醫貫砭》全書分為上、下兩卷，共十篇，主要圍繞溫補與攻下的理論及應用展開辯論，並深入到對《醫貫》中具體理論闡釋的批駁。其核心爭議在於趙獻可被認為過分強調溫補，甚至將其視為包治百病的主要手段，而忽視或排斥攻下法。
徐大椿對此提出了強烈反對。他認為，疾病有虛實、寒熱之分，治療理應遵循「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實者瀉之，虛者補之」等基本原則，依據病情的不同性質和發展階段，靈活運用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各種治法。他指出，《醫貫》重用溫補、忌用攻下的觀點，是將複雜的病情簡單化、模式化，特別是趙氏主張用溫補法治療外感風寒等實邪證，在徐大椿看來是完全錯誤且危險的。他強調，臨床上許多疾病必須藉助攻下之法才能祛除病邪，若一味溫補，非但無益，反而可能壅滯氣機、助邪戀留，使病情纏綿難癒甚至加重。徐大椿力主醫者必須「辨證論治」，即通過詳細的診察辨別病證，才能確定恰當的治則和方藥。
除了對治療原則的宏觀批判，徐大椿在書中也針對《醫貫》中一些具體理論闡釋進行了微觀層面的批駁，展現了他對經典原文的堅守和對趙氏牽強附會之處的質疑。例如，在〈十二官論〉中，他嚴厲批評趙獻可為了突出自己學說中「命門」作為「君主」的觀點，不惜歪曲《內經》原文「心者，君主之官也」。徐大椿認為，《內經》明確指出心為君主，其不明則「十二官」皆危，這是義理至明之事，趙氏卻強行另立命門為君主，並將心降格與其他臟腑並列，其根本目的在於為其推崇的八味、六味等溫補方劑尋找理論支撐，將這些方劑拔高到能主宰十二官的地位。徐大椿斥責趙氏此舉是「開口即闢《內經》」，懷有「作偽之心」，是「邪說之根」。他也藉機批評趙氏在論述中夾雜與醫理無關的儒家或道家哲學概念（如孔門一貫、老子道德經等），認為這是「無謂不倫」，脫離了醫學針對具體疾病的實用本質。
在〈陰陽論〉中，徐大椿對趙獻可「扶陽抑陰」的極端觀點及其在用藥上的體現——即只用辛甘溫熱，禁用苦寒藥——進行了猛烈抨擊。他引證《神農本草》中上品藥物寒熱並存，以及《內經》中「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等明確論述，說明中藥的應用本應根據藥物的性味歸經和疾病的寒熱虛實來選用，苦寒藥在治療實熱證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趙氏一概禁用苦寒藥，在徐大椿看來是完全違背藥物學和治療學的基本原理，「此真喪心之語」，若按此法治病，「能不十殺其五耶？」徐大椿強調，陰陽的調和是動態的，藥物的應用是為糾正病理狀態下的陰陽偏勝，絕不能簡單地定性為「扶陽抑陰」並限制用藥範圍。即使在血脫陰虧的危急情況下，也應先固氣以防脫絕，然後大補其血，而非僅僅扶陽而「欲使全然無陰」。
儘管《醫貫砭》全書貫穿著對趙獻可學說的強烈質疑與批駁，但徐大椿並非全然否定趙氏的一切。在基本介紹中提到，徐大椿也承認趙獻可在臨床上的經驗和某些見解的價值，例如「溫補為主，攻下為輔」的原則（儘管徐大椿的批判顯示他對趙氏實際操作中是否真正體現了「攻下為輔」持保留態度，甚至認為其過於偏重溫補）。不過，從《醫貫砭》的整體風格和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情感來看，徐大椿對《醫貫》學說的批判是全方位且力圖徹底推翻的，這也使得此書在某些方面顯得「全面否定」，甚至被後人認為失之於「片面和武斷」。
《醫貫砭》的價值，在於它代表了清代醫學中一股清醒而正統的力量，對當時流行的某些片面學說進行了有力回擊。徐大椿通過對《醫貫》的批判，深刻地闡述了他所理解的辨證論治精髓，強調了醫者必須融會貫通經典理論，不能固守一隅或拘泥於少數方藥。此書在醫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不僅幫助後人理解清代中醫的學術生態和流派爭鳴，也為醫者提供了如何運用批判性思維閱讀醫學著作、如何堅守辨證論治原則的啟示。雖然其論辯風格激烈，對趙氏學說的批判可能帶有主觀色彩，但其對維護中醫學術正道、反對醫學簡化與模式化的努力，對後世醫學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總結而言，《醫貫砭》是一部以強烈批判姿態出現的清代醫學名著。徐大椿藉由批駁趙獻可的《醫貫》，不僅揭示了當時醫界存在的問題和某一流派的理論偏失，更系統地闡述了他所推崇的、植根於經典的辨證論治思想。儘管其全面否定的態度或許存在局限性，但此書無疑是研究清代中醫學術思想、理解不同醫學流派爭論及其對辨證論治體系發展影響的關鍵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