瀉疫新論

《瀉疫新論》一書，乃日本江戶末期至明治初年的醫家高島久貫（號停雪）所著，成書於明治五年（1872年），由其子高島久也祐啟於明治十二年（1879年）梓行問世。此書立足於中醫溫病學說，特別是明代醫家吳又可的《瘟疫論》，並結合作者自身的臨床實踐經驗，對當時流行的一種稱為「瀉疫」的傳染病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獨特的病因認識與治療策略。

從書名「新論」二字，以及序文與凡例中對吳又可的推崇與繼承，可見本書旨在承繼並發展吳氏的瘟疫學說，並針對作者所處時代與地域的疫病特點，提出新的見解與方法。書中開篇序文由淺田惟常、岡田元矩柔克撰寫，皆對高島久貫的醫術與學說給予高度評價，特別是其在應對當時嚴重疫病時所取得的療效。序文提到，疫病「劇者，比屋積屍」，「醫皆錯愕失置」，凸顯了此書在危機時刻的實際價值。作者本人（或其子代為）在凡例中亦明確表示，此書內容盡系「親驗歷試之說，無一涉虛構者」，強調了本書的經驗實證基礎。

本書共分為四章，結構清晰，條理分明：第一章論述疫病的病因，第二章闡述疫病的症狀，第三章詳細介紹疫病的治療方法，第四章則探討疫病的預防之道。這種從病因、症狀到治療、預防的論述框架，是中醫醫籍常見的體例，顯示了本書的嚴謹性。

在病因方面，書中除了列舉中醫傳統的外感六淫、內傷七情、飲食不節、勞逸失宜、房事不節、情志不遂等因素外，特別強調疫病是一種「傳染性疾病」，其病因核心在於感受一種具有強烈傳染性的「厲氣」。更為突出的是，書中在《異域傳染》一節中，力辯此「惡毒之氣」多源於「異域」，即外來傳入。作者列舉了麻疹、痘瘡、黴毒（梅毒）、番沙等疾病在歷史上從異域傳入中國或日本的例子，並聯繫到當時日本開港通商後，與外國（如米利干、魯細亞、佛蘭等）交往頻繁，導致疫病傳播日益嚴重的現實。他認為，這種「凶戾惡暴之氣」與偏遠地域的環境（如嶺南瘴煙、漠北風沙）及當地風俗人情（如「君臣父子之禮異，唯利是務」）有關，這些地域產生的氣息與物產亦多酷毒，故其發為疫邪，必凶戾惡暴。相對而言，作者認為日本本土「帝出乎震，精華沖粹之氣所鍾」，「所生禽獸蟲魚草木金石皆良淳」，故少有凶戾暴惡之邪氣。這種將疫病病因與地理、人文甚至國土特質相聯繫的觀點，雖然帶有當時的地域觀念色彩，但也反映了作者對疫病傳播途徑（如通過互市、舟船往來）和環境因素的觀察與思考，在某種程度上，與現代傳染病學對傳播源、傳播途徑的認識有相通之處，可以視為中醫理論結合時代背景和初步流行病學觀察的體現。

症狀方面，書中描述了疫病常見的表現，如高熱、寒戰、頭痛身痛、咳嗽、胸悶氣短，以及瀉疫的核心症狀：腹瀉、腹痛、便溏。並提到可能伴有皮疹等。這些描述與當時流行的某些急性傳染病（如霍亂、傷寒等）的臨床表現相符，為後續的治療提供了辨證基礎。

治療方面，《瀉疫新論》的核心思想集中體現在凡例和《大疫之歲宜清解逐穢》一節中。作者明確指出，疫病之邪「先從口鼻入容於里」，不同於傷寒的由表及里。因此，治療的根本原則是「清解逐穢」，即清除內部的火熱毒邪並排出穢濁之物。本書最為人稱道的創新之處在於其堅決主張「一切禁發表」，認為即使出現表證，亦是邪氣從里達表，故不宜用發汗等方法，反而可能將邪氣閉於內部。同時，本書也「一切不錄溫補諸湯」，認為疫病本身屬「火熱之尤甚者」，即使患者體質虛弱（「雖四損之人」），溫補亦會「徒速其斃」，加劇病情。這一嚴格區分瘟疫與傷寒、並旗幟鮮明地反對溫補、禁絕發表的治療原則，是對傳統醫學某些既有觀念的挑戰，也是對吳又可「邪在氣分，當以清瀉」思想的極端化和臨床驗證。

書中列舉了「瀉疫湯」作為治療核心方劑，其組成包括大黃、黃連、黃芩、白朮、甘草。大黃、黃連、黃芩具有清熱解毒、瀉火燥濕之功，符合清解逐穢的原則；白朮健脾燥濕，甘草調和諸藥。此方體現了以苦寒瀉下為主的治療思路。此外，書中還列舉了清瘟解毒湯、銀翹散等方劑，這些方劑組成（如金銀花、連翹、板藍根等）亦是溫病學中常用的清熱解毒、疏散風熱之品，提示在不同的證候階段或症狀表現下，仍需靈活運用清解之法。作者強調，書中所列方藥皆「歷試有效」，但並非窮盡所有可能，鼓勵後代醫者在繼承其志向的基礎上，補充各自經效的方劑，體現了經驗醫學的開放性。

預防方面，書中提出了保持個人衛生（勤洗手、勤換衣）、避免接觸患者、注意飲食衛生、適當鍛鍊身體、保持心情舒暢等建議。這些措施體現了樸素的公共衛生和個人防護意識，與現代傳染病預防原則基本一致，也是中醫歷來強調的「治未病」思想的體現。

綜觀全書，《瀉疫新論》作為一部日本醫家撰寫的醫籍，深刻反映了當時東亞醫學在中西醫學交流與碰撞背景下的發展狀態。高島久貫繼承了吳又可的瘟疫學說精髓，並結合自身在應對具體疫病（瀉疫）中的豐富經驗，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他對疫病病因的外來傳染說，雖然表達方式帶有時代局限性，但其對傳播途徑的觀察與思考具有啟發意義。其最核心的貢獻在於明確了疫病治療中「清解逐穢」的原則，並以「禁發表、禁溫補」的嚴格態度，指導臨床用藥。這種理論來源於經典（吳又可），又經臨床實證，並鼓勵後人繼續發展的學術精神，使《瀉疫新論》不僅是了解日本近代漢方醫學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東亞地區溫病學說發展脈絡、特別是疫病防治思想的重要資料。書中對當時庸醫墨守成規、缺乏「活潑之機」的批評，以及對自身經驗醫學的強調，亦突顯了本書作者務實求真的學術態度，為後世應對類似疫病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與啟示。凡例中提及「借彼文字，以記我事」，或許暗示了作者在記錄或論述疾病時，可能吸收了當時傳入的西方醫學的某些視角或方法，這也是本書結合西方醫學知識的一個潛在體現，儘管在提供的內容中主要還是中醫理論的闡述。總之，《瀉疫新論》是一部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獨特學術觀點的疫病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