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瘟疫論
清代醫家戴天章所著的《廣瘟疫論》,成書於康熙十四年(西元1675年),是中醫學史上探討瘟疫學的重要著作。此書非憑空立論,而是在明末醫家吳又可《溫疫論》開創性工作的基礎上進行增訂與闡發,旨在更為精確地辨識與治療當時流行頻繁的瘟疫。
在戴天章之前,歷代醫家雖在處理外感熱病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尤以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影響最為深遠。仲景書中雖觸及類似瘟疫的證候,並提供了如大青龍湯、白虎湯、承氣湯等治療方藥及汗、下、和等法,但其立論核心為傷寒,對瘟疫的獨特性質及傳染性強調不足,相關論述散見於各經條中,非專書論疫。金元時期的劉完素(河間)、李東垣(易老、東垣)等醫家,亦針對火熱、濕熱等邪氣致病有所闡發,並創製了如黃連解毒湯、涼膈散、九味羌活湯等方劑,豐富了外感病的治療體系,但同樣未形成專門針對瘟疫的系統性論著。
直至明末,面對廣泛流行的瘟疫,吳又可挺身而出,著《溫疫論》,破舊說、立新論,提出「戾氣」為瘟疫病因,論述其傳染性、傳變規律及獨特治法,可謂「獨闢鴻蒙」,為瘟疫學奠定了劃時代的基礎。然而,如戴天章在書中序言所述,吳氏之書雖價值非凡,但在當時並非人盡皆知,即便知曉,也常因未能深入理解其辨證精髓,尤其未能準確區分瘟疫與傷寒,而導致臨證時依然沿用傷寒的診治方法,效果不彰,甚至延誤病情。戴天章目睹此狀,深感痛心,認為要真正發揮吳又可學說的價值,關鍵在於解決臨床上混淆瘟疫與傷寒的問題,尤其是在疾病初起、證候尚不明顯之時。
基於此,《廣瘟疫論》以吳又可原書為本,通過「註釋、增訂、刪改」,旨在「辨瘟疫之體異於傷寒」,並將重點聚焦於「慎辨於見證之始」。戴氏認為,只要能在疾病初期就明確辨識出瘟疫的本質,後續的治療方能對症下藥,避免「混治之失」。書中增訂的內容,核心便是為醫者提供早期辨識瘟疫與傷寒的清晰指引。
《廣瘟疫論》全書架構嚴謹,共分為上、中、下三卷,涵蓋十篇內容。其論述層層深入,從宏觀的瘟疫性質、病因、傳播與流行規律,到微觀的臨床表現、診斷與具體治療方法。其中,書中最具特色及創新價值,也最能體現作者解決臨床辨識難題決心的,莫過於卷首新增的「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脈」五論。這五個方面被戴天章視為在疾病初起階段區分瘟疫與傷寒的最重要線索,能使醫者「一見了然」,迅速準確地判斷病情屬性。
在「辨氣」方面,戴氏敏銳地捕捉到瘟疫病邪所散發出的特殊氣味。他指出,傷寒病邪從皮毛外收斂入內,通常沒有明顯的臭氣,即使後期轉為陽明腑證,也只會出現腐敗之氣(腐氣),而非屍體之氣(屍氣)。而瘟疫則不同,其病邪從臟腑內部向外蒸達,從疾病初起即有明顯的臭氣,充塞於床帳甚至整個房間,且專門散發出「屍氣」,而非腐氣。戴氏解釋,這是因為瘟疫為「天地之雜氣」、「敗氣」,與天地間的「正氣」(如風寒之邪引發傷寒)性質不同,能使人體臟腑、氣血、津液敗壞,從而產生特殊的氣味。這種氣味的差異,提示瘟疫邪氣的本質與傷寒不同,從而告誡醫者不可將其簡單視為傷寒表證而誤用辛溫發散。
「辨色」則通過觀察患者的面部氣色來鑑別。戴氏指出,傷寒病邪主收斂,面色多顯得繃緊而光潔;而瘟疫病邪主蒸散,面色常顯得鬆弛而垢晦,或因津液被邪氣蒸騰上溢於面部而呈現油膩或煙燻般的色澤,令人望之可憎。這種面色的不同,同樣是在提示瘟疫邪氣的蒸騰性質,而非傷寒的收斂特性。結合氣味的辨識,醫者一見此色,即使患者表現出頭痛、發熱等類似表證的症狀,也不宜輕率使用辛溫發散,而應考慮清涼攻下等治法。
「辨舌」是中醫診斷的關鍵環節之一,在《廣瘟疫論》中被賦予了鑑別瘟疫與傷寒的重要作用。戴氏詳細對比了二者在不同階段的舌苔表現。他指出,傷寒在表時,舌苔多為無苔或薄白滑苔,舌苔的變化(如由白轉黃、變燥變黑)通常隨病情由表入裡逐漸發展而出現。瘟疫則顯著不同,即使在疾病初起、邪氣尚在表時,舌上即可見到白苔,且質地厚而不滑,或顏色兼有淡黃,或形狀粗糙如積粉。若疫邪傳入胃腑,舌苔可能呈現多種顏色或形態,甚至出現類似傷寒後期黑苔的表現,但因瘟疫常兼濕邪,這種黑苔可能「不作燥」。因此,通過觀察舌苔在疾病初期的厚膩、不滑等特徵,醫者可以初步判斷是否為瘟疫,從而在早期即採用清涼攻下等適合疫病的治法,而非傷寒的辛溫發散。
「辨神」從患者的精神狀態和意識層面進行區分。戴氏認為,傷寒病邪傷人,患者通常能夠感知自身的痛苦和不適,神志多數是清醒的,神昏譫語等精神異常表現通常要到邪氣傳入臟腑、病程發展到後期才會出現。這是因為傷寒所傷的邪氣(如風寒)屬於「天地正氣」與人體正氣相爭所致,其本身不直接干擾人的心神。而瘟疫則不同,其為「天地邪氣」所中,這種邪氣具有直接昏亂人神的作用。因此,瘟疫患者在疾病初起時,即可見到精神狀態異常,如煩躁不安居多,或表現得如癡如醉、擾亂驚悸,即使神志尚可者,也多有夢寐不安,閉目即見異常景象,這為後期的譫妄埋下了根源。對神志異常的早期辨識,進一步印證了瘟疫邪氣的特殊性質及其對人體心神的影響,提示臨床醫者需高度警惕。
「辨脈」亦被列為早期鑑別的重要一環。戴氏明確指出,瘟疫之脈在疾病傳變入裡後,可能與傷寒相似,但在疾病初起時,二者的脈象「迥別」。雖然文本提供的部分並未詳細描述瘟疫初起的具體脈象特徵,但僅此一句「迥別」便足以強調初起脈診在區分瘟疫與傷寒中的關鍵性。綜合氣、色、舌、神、脈這五個方面的早期辨識,構成了《廣瘟疫論》區別於前人及同時期醫家的獨特且極具臨床價值的體系,為醫者提供了更為精確的診斷依據。
除了這些精細的早期辨識方法,《廣瘟疫論》亦全面論述了瘟疫與溫病的其他重要方面。在病因上,書中雖沿用傳統的外感六淫、內傷七情、飲食勞倦等說法,但更強調瘟疫乃天地間特殊的「雜氣」、「邪氣」所致,其性質異於風寒等天地正氣。傳染途徑明確指出空氣、水源、接觸等多種方式,體現了對瘟疫傳播性的深刻認識。書中也討論了瘟疫多發於春夏秋季,尤其以夏秋為甚的季節性,以及其散發、流行、大流行的流行規律。
關於臨床表現,書中詳細列舉了瘟疫患者常見的症狀,包括高熱、惡寒、寒戰、汗出不暢、口渴、煩躁、心悸、呼吸急促、咳嗽咳痰、胸悶氣喘、腹痛腹瀉、嘔吐,嚴重者可出現神志不清、昏迷等危重症狀,勾勒出瘟疫複雜多變的臨床面貌。診斷上,書中強調結合患者的臨床表現與流行病學史進行判斷。
治療方面,《廣瘟疫論》在精準辨證的基礎上,總結了汗、下、清、和、補五種基本治法,並針對不同證候提出了清熱解毒、疏風散寒、宣肺化痰、健脾等具體治療原則。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強調了早期辨識的重要性,避免將瘟疫初起誤作傷寒而誤用辛溫發散,轉而注重清、下等法。書卷末附載了八十四首溫熱病常用方劑,為臨床實踐提供了豐富的藥物選擇。這些治療原則和方劑的應用,無不體現了戴天章對瘟疫病機的理解及吳又可學說的繼承與發展。
從現存序言來看,《廣瘟疫論》的流傳亦頗具周折。戴天章完成此書後,手稿由其子孫珍藏。後有刻本問世,然一度被誤刻為他人之作(歙人鄭某的《瘟疫明辨》)。戴氏的孫輩如戴祖啟、戴嗣琦等為正本清源、廣傳先德,於乾隆四十七、四十八年(西元1782、1783年)將存存書屋的原稿校勘付梓。沈懋發等友人的序言亦證實了此書的珍貴及其校刻流傳的經過。這段出版史,恰恰反映了此書在當時學術界的重要性以及後人對其學術價值的肯定與珍視。
總而言之,《廣瘟疫論》作為繼吳又可《溫疫論》之後又一部重要的瘟疫學著作,其最大的貢獻在於通過新增的「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脈」等早期辨識方法,極大地提高了醫家區分瘟疫與傷寒的能力,從而避免了誤診誤治,為瘟疫的防治提供了更為實用和精確的指引。書中說理透徹,條理清晰,語言簡明易懂,使得吳又可的瘟疫學說得以更廣泛地傳播和應用。戴天章的努力,不僅是對吳又可學說的繼承與發展,更是對當時及後世瘟疫防治事業的重大貢獻。此書不僅是溫病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是研究中醫瘟疫理論及臨床實踐的重要參考資料,可供大中醫藥院校師生、自學者及臨床醫師學習參考之用,正如序言所讚,其功績可與張仲景媲美,對醫林後學的庇益極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