濕溫時疫治療法

《濕溫時疫治療法》：清末民初瘟疫診療經驗的集成與創新

由清末民初醫家何廉臣所著的《濕溫時疫治療法》，是一部聚焦於濕溫時疫這一特定溫病病種的臨床醫學著作。本書成書於民國二年（1913年）暮春，正值中國社會動盪與時疫頻發之際，其誕生本身就體現了當時醫界面對嚴峻公共衛生挑戰的積極應對態度。何廉臣，作為當時的著名醫家，結合個人及醫學會同人的臨證經驗與經典理論，對濕溫時疫的病機、辨證、論治進行了深入的闡述，並嘗試在中西醫學碰撞交流的時代背景下，為這一高傳染性、高致病性的疾病提供系統的治療方案。

本書結構嚴謹，分為四卷，其核心內容與架構在開篇序言及正文綱領中已清晰呈現。全書旨在從病名定義、病因原理、病狀與療法，乃至衛生預防等多個維度，全面剖析濕溫時疫。序言開宗明義地比較了中醫「氣化」與西醫「形質」的醫學觀，認為中醫氣化之學精深，西醫形質之學相對淺顯，但兩者應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並強調學醫者應以講求氣化為主要方針。這反映了作者在傳統中醫根基之上，對新興西醫的認識與反思。

序言追溯了本書的緣起：民國元年（1912年）春夏之交，杭城時疫大作，死亡慘重。作者受醫學會委派前往調查，歷經多位醫家，最終與王香岩等先生深入探討，認定此疫病屬「濕溫疫邪伏氣為病」，其發病與冬季受寒、勞役、驚恐等因素，以及春夏之交濕熱流行密切相關。病症初期可見惡寒發熱、胸痞肢酸、腰痛頭暈、嘔惡便泄等，重者甚至神昏譫語、舌焦卷短，病情危殆。調查發現，若初起治療不當，尤其誤用剛燥之法，極易導致病情內陷、變化危重。基於此次調查與討論，醫學會同人共同編纂了此書，強調「理氣宣化」之法，並收錄了大量驗方，旨在為醫者提供指南、為病家帶來希望。

正文進一步明確了本書的研究對象。作者指出，當時紹興（吾紹）亦發生時疫，蔓延各鄉，經調查研究，認為此疫確係「濕溫」，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癘疫」或「大疫」，而是紹興作為濱海潮濕之地的「風土病」，若能治療得法，可有極高的治癒率。本書的編寫，便是匯聚眾議、參引經典，對濕溫時疫的差別變化、逐症治療、衛生預防等進行審慎周詳的闡述，希望能為醫者臨證提供助益，特別是針對夏秋時節的類似疾病。

第一章「病名之定義」中，作者將濕溫時疫與西方醫學進行對比，提及西藏稱之為「小腸壞熱病」，東醫（日本）稱「腸窒扶斯」（即腸傷寒）。雖然名稱不同，但作者根據病狀描述，認為其與中國的濕溫時疫是同一種疾病。這一對比也印證了當時中醫對西方醫學知識的關注與消化。作者引《內經》、《難經》及張仲景《傷寒論》，溯源「傷寒」作為外感病總名的歷史，同時強調「傷寒」、「濕溫」等各有其界限，不容混淆。特別是根據臨床經驗，作者將「濕溫時病」（無傳染性）與「濕溫時疫」（有傳染性）加以區分，並指出西方醫籍將此病譯為「傷寒」，恰恰反映了習新醫者對中國傳統醫學研究的不足，未能區分傷寒與濕溫的差異。這不僅是對病名的考證，更是維護中醫學術體系獨立性的一種努力。

第二章「病因之原理」是本書結合時代背景的一大特色。在「病因」一節，作者直接引入了西方於1880年後發明的細菌學說，點名「亥勃氏及古弗氏」發現的「窒扶斯桿菌」（Typhoid bacillus，即傷寒桿菌），並詳細描述了該菌的形態、運動方式（具鞭毛）及西方顯微鏡染色觀察法。儘管中國當時尚無顯微鏡能直觀驗證，但作者認為，中國古人關於傳染病是因「黴氣之穢毒」所致的認識，已經隱約觸及了細菌的概念。他總結說，中外醫學雖表述不同，但都公認有一種特定的「發病素」導致此病。這顯示了何廉臣接受並部分採納了西方科學的視角，嘗試用細菌學來解釋中醫的「疫毒」概念，這是中西醫學交流初期極具代表性的嘗試。

在「傳染」一節，作者再次將中外醫學的認識結合。中外醫學都一致認為，此病的傳播主要源於不潔的井水、河水以及糞溺穢濁。作者引述中國古醫書中關於時疫發生地點（水土鬱蒸、河井溝渠、山川原陸）及污染源（腐爛草木、污水潛熱、糞溺穢濁、動物屍體）的記載，認為與西方關於不潔水源和糞便傳播的觀點相符。尤其是在東南熱地、地氣卑濕的地區，夏秋之時，熱力吸引不正雜氣升降，導致疫病流行，傳播媒介包括風、水，以及病人的口氣、汗氣、糞溺之氣，甚至衣物器具。這部分內容體現了當時醫家對公共衛生和傳染途徑的深刻認識，與現代醫學對傷寒等腸道傳染病的認知基本一致。

第三章「病狀及療法」是全書的重點，詳細論述了濕溫時疫的臨床表現與治療策略。這一章首先以「西醫之診斷療法」開頭，再次對比中西醫學。作者承認西醫在病理解剖方面的精微，能細緻地描述傷寒桿菌盤踞小腸淋巴濾胞導致潰瘍，甚至影響脾臟、心臟、肝臟、腎臟等臟器的病理變化。然而，作者也尖銳地批評了西醫治療方法的「幼稚」和「固執呆板」，認為西醫過於偏執解剖，僅針對腸道細菌用甘汞等藥物排毒降熱，或用利尿、殺菌防腐之法，而未能全面顧及病變對各臟腑的影響。他認為，西醫的診斷和療法因此未能達到「完全之目的」，遠不如中醫的「臨機活變」，並再次引用「西醫善治外症，中醫善治內症」的俗語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一段雖然帶有時代和學術立場所限的偏頗（當時西醫對傳染病的治療確實相對有限），但也反映了中醫在辨證論治、整體觀念方面的優勢。

隨後，「中醫之診斷療法」部分是本書的核心內容。作者將濕溫症狀的複雜變化歸結為急性時疫和慢性時疫兩大類。在論述急性時疫時，作者明確指出其為「血分溫毒病」。雖然初起可能感受寒邪或濕邪，但寒鬱久則化火，濕鬱極則兼燥，這符合溫病學中邪氣轉化的規律，並引葉天士、余靈胎及《素問》「重陰必陽」的理論來闡釋。病邪伏於血分（《內經》謂「內舍於營」），並可根據影響的經絡（如肝絡、心絡）不同，導致不同的病理變化（如肝絡鬱致液結化燥，心絡鬱致血熱生風），症狀表現也隨之異化，治療方法自然也不同。這部分內容體現了溫病學在辨證方面的精細與靈活，強調了根據病邪性質、病位、邪正關係及體質差異進行個性化治療。

根據本書提供的內容，雖然未能完全展現治療方法的細節，但其整體思路已十分清晰：

治療原則： 清熱解毒、利濕退黃、健脾益氣是貫穿始終的主要原則。清熱解毒針對溫熱疫毒之邪；利濕退黃針對濕邪及其可能導致的黃疸；健脾益氣則是用於扶助正氣，可能主要用於恢復期或慢性階段。
早期治療： 序言特別強調初起階段應仿照普濟解疫丹或銀翹散等類方，從「氣分宣化」，使邪氣從外而解，避免內陷。這屬於溫病學中表邪或衛分階段的處理方法。
階段性與差異化治療： 第三章開始對急性時疫進行分證論治，從其血分溫毒的性質出發，並考慮不同臟腑經絡受影響後的變化（如肝絡、心絡），這預示著後文將會根據病程發展、症狀變化（如液結化燥、血熱生風等）提供具體的辨證方藥。這與傳統中醫「隨症消息」、「臨機活變」的治療思想一脈相承。
具體方藥： 儘管詳細方劑內容未全，但補充材料中提及的三仁湯（典型利濕化濕方）、白虎湯（清陽明氣分熱方）、茵陳蒿湯（清熱利濕退黃方）、葛根芩連湯（清熱解表止瀉方）等，以及序言中提到的普濟解疫丹（解毒清熱方）、銀翹散（辛涼解表方），都印證了本書清熱利濕解毒並兼顧邪氣傳變及臟腑影響的治療思路。書中提到收錄了135方，足見其臨床實踐的廣泛積累。
整體調護： 治療過程還強調飲食調理（清淡易消化）和適當休息，以增強機體抵抗力，這也是中醫整體觀念在疾病康復中的體現。

第四章「衛生及預防」（內容未提供）無疑是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考慮到第二章病因傳染部分的詳細闡述，可以推斷這一章會基於對病因（細菌/穢毒）和傳染途徑（水、糞便、接觸等）的認識，提出具體的預防措施，例如改善水源衛生、處理糞便、個人清潔、環境消毒等，這也是當時醫界面對傳染病時力所能及的公共衛生建議。

總體而言，《濕溫時疫治療法》是一部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重要學術價值的醫學著作。它不僅是清末民初醫家應對濕溫時疫這一嚴重傳染病、積累臨床經驗的成果，更是中醫學在溫病理論發展基礎上的一次重要實踐和創新嘗試。作者何廉臣及其同人，在繼承和發展吳鞠通、葉天士等溫病學家的理論基礎上，結合自身對當時流行疫病的觀察，對濕溫時疫的病因病機、證候特點、傳變規律進行了深入探討。尤為可貴的是，本書成書於西醫傳入中國的早期階段，作者能在堅持中醫主體思想（氣化、辨證論治）的同時，勇敢地引入西醫對病原體（細菌）的認識，並將其與中醫的「疫毒」、「穢氣」概念進行對比和融合，這在當時是極具前瞻性的，體現了中醫在面對新知識時的包容與學習精神。

本書對濕溫時疫的辨證分型詳細，治療方法豐富，強調因時因地因人制宜，並注重早期治療和整體調護，為後世醫家治療類似疾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雖然書中對西醫的批評帶有時代局限性，但其對中醫臨證靈活性和整體觀的強調，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同時，本書的編寫過程（醫學會組織、集體討論、臨床調查）也反映了當時中醫界為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所做的集體努力。可以說，《濕溫時疫治療法》不僅是一部治療濕溫時疫的臨床指南，更是研究中國近代醫學史、溫病學發展史以及中西醫學交流史的重要文獻。它記錄了特定時期醫家們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對抗疾病的智慧與探索，其價值不僅在於治病救人，更在於其所展現的學術精神和歷史意義。本書作為「醫家指南針，病家救命符」，在那個時代無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並對後世相關疾病的研究和治療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