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徵

吉益為則的《藥徵》一書，成於日本明和八年（西元1771年），是日本古方派醫學大師吉益為則畢生驗藥心得的總結。與傳統中醫本草著作多以藥物的「性味歸經」作為藥理基礎不同，《藥徵》徹底拋棄了抽象的性味、陰陽五行等理論，轉而強調藥物作用於人體所產生的具體臨床徵候（即證據、驗證），以「徵」來確定藥物的「主治」與「旁治」，可謂是一部極具實證精神的藥物學著作。

書名「藥徵」即開宗明義地闡述了本書的核心思想：藥物的功用必須經由「徵」來驗證。在自序中，吉益為則引用《書經》「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及《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共醫事」之文，提出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凡是攻治疾病的藥物，本質上都是「毒藥」，它們透過與「病毒」相互作用，引發「瞑眩」反應，從而驅除疾病。他嚴厲批評傳統本草將用於治療疾病的藥物（攻疾之具）與用於養生保健的食物或藥物（養精之備）混為一談，認為這混淆了「疾醫」與「食醫」的職責。他主張，食醫需要辨別藥物或食物的有無毒性、是否適合養生，並顧及個人的好惡；而疾醫使用藥物攻病，則藥皆有毒，不應避其所惡，而應著眼於其能否攻克疾病。傳統本草中關於藥物「有毒無毒」的區分，在他看來，僅適用於食醫，而非疾醫。

吉益為則認為，判斷藥物功效的唯一標準是其在實際應用中產生的「徵」，即療效的具體表現。他在自序中提到，他「從事於扁鵲之法，以試其方，四十年於茲，以量之多少，知其所主治也。視病所在，知其所旁治也。參互而考之，以知其徵」。這表明他的方法是基於長期的臨床實踐，透過觀察不同劑量藥物對特定病症（病所在）的主治作用以及對其他相關病症的旁治作用，並將這些觀察與經典方劑（尤其是《傷寒論》、《金匱要略》，因其屬於古方派的宗師）中的用藥及其對應病症相互參證，最終確定藥物的「徵」，也就是其確切的功用。這種方法論，完全建立在臨床療效的基礎上，而非先驗的理論推斷。

《藥徵》的內容結構，從提供的藥物條目（石膏、滑石、芒硝）可以看出其體例清晰且具有實證特色：

主治與旁治： 開篇直接列出藥物最主要的功用（主治），接著是次要的、相關的功用（旁治）。這完全是從臨床效果出發的描述。
考證： 這是本書最核心的部分。吉益為則詳細引述了經典方劑中該藥物的具體應用，並列出該方劑所治療的典型病症。他甚至會仔細考究經典原文的不同版本（如參照《千金方》校勘《傷寒論》），以確定藥物在經典中的準確用量和對應病機。透過這些「考證」，他為自己提出的藥物「主治」和「旁治」提供了堅實的經典臨床證據。例如，石膏條下，他考證了白虎湯、白虎加人參湯、白虎加桂枝湯、越婢湯、大青龍湯等方證，指出這些方證中多有「煩渴」、「身熱」、「煩躁」、「譫語」等表現，且石膏用量較大，從而得出石膏「主治煩渴也明矣」，並將「譫語、煩躁、身熱」列為「旁治」。
互考： 此處補充作者個人的臨床經驗或其他佐證材料，進一步豐富對藥物功用的認識。例如，滑石條下記載了他用滑石礬甘散治療淋家疼痛而渴的經驗。
辨誤： 在這個部分，吉益為則針對前人或時人對藥物的錯誤認識或誤解進行辯駁和糾正。他基於自己的「徵」學理念，批駁那些脫離實際療效的論述。例如，在石膏條下，他有力地批駁了《名醫別錄》說石膏「性大寒」導致後世醫者畏懼不用，以及陶弘景說石膏「發汗」的說法。他以實際臨床經驗證明石膏治療煩渴的有效且無害，並解釋陶弘景所見的「汗出」並非石膏的固有功能，而是藥物「毒」與「病」相爭，「毒藥中病」引發「瞑眩」反應（如「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的一種表現，是「變而非常」的情況，不能據此將石膏定為「發汗劑」。這充分體現了他不囿於傳統理論，只重實際功用的實證精神。他甚至根據經典方劑中石膏用量較大（半斤至一斤），推測是因為石膏「氣味薄」，需要大劑量才能發揮效果，這也是基於臨床觀察而非理論。
品考： 簡要描述藥物的形態、產地等，用於辨識藥材質量真偽。這是藥物學著作的基本組成部分，但在《藥徵》中相對簡略，重點仍在其功用考證上。

《藥徵》最突出的特點在於其徹底的經驗主義和反理論傾向。吉益為則明確表示，疾醫論藥，唯在其「功」而已，不應被「陰陽五行」等「論之說」所迷惑，而應著眼於藥物的「功實」。他視傳統的性味、歸經等理論為「空論」，認為這些理論模糊了藥物的實際療效，導致臨證時無所適從。他提倡回歸到仲景時代那種基於具體症狀（徵）來選用藥物（方）的樸素、直接的臨證模式。

總之，吉益為則的《藥徵》是一部劃時代的藥物學著作，它徹底顛覆了傳統中醫本草學以性味歸經為核心的理論體系，建立了一套完全基於臨床實證和經典驗證的藥物研究方法。他提出的「藥皆毒，而攻病毒」、「不辨性味，唯考其徵」的理念，以及透過考證經典方證來確定藥物功用的方法，對後世的日本漢方醫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日本古方派「考證學」在藥物學領域的代表作。本書雖篇幅不長，藥味數量有限，但其獨特的方法論和務實的學風，為我們理解中藥的臨床應用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強調了回歸臨床、注重療效的醫學本質。本書收錄於《皇漢醫學叢書》中，也說明了其在日本漢方醫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後世中國醫學研究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