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風論

清朝醫家熊笏所著的《中風論》是一部重要的中醫內科理論著作，成書於道光辛已（1821年），後經吳錫璜整理闡述，於1922年出版。熊笏的《中風論》共一卷，分為十八論，內容廣泛而深入，涵蓋了中風病的病因、病機、診斷、治療等各個面向，並反映了自《內經》、《難經》以降，直至清代的重要學術觀點，書末更附有醫案數則，以佐證其理論。

從熊笏的自序中，可見其深厚的古典醫學根基及其對後世醫學發展的批判性視角。他高度推崇上古神農、黃帝、岐伯、俞跗、伊尹，以及漢代張仲景等醫家及其經典著作，如《靈樞》、《素問》、《神農本經》、《扁鵲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認為這些著作是醫學的「大成」。然而，他認為自晉代太醫令王叔和以降，醫學逐漸偏離古訓，尤其弊端在於「不信古經，不明內景，枉逞胸臆」，導致醫術膚淺，與實際不符。他特別批評近世醫書專執於表面的五行生剋，空談理論，毫無實義。熊笏強調「理寓於氣，氣寓於形」，認為後世醫者捨棄形氣而空談道理，失其本真；古人則「求實理於形氣之中」，故醫術精準。因此，他撰寫本書的宗旨，便是回歸形氣之本，從中探求治病之理，並將其心得呈現出來，以求正於高明。

《中風論》便是熊笏這一學術思想的具體呈現。在對中風病的論述之前，他鋪陳了詳細的理論基礎，例如在「論臟象」中，他詳細闡述了五臟六腑的生理功能、經絡歸屬、四時旺衰及與情志、形體的關係。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對心主（手厥陰）與三焦（手少陽）的解釋，皆強調其「有氣而無形」的本質，並明確區分了宗氣（積於胸中，名曰氣海，為心主）與衛氣（出於下焦，間行於六腑，為三焦）。他嚴厲批評後世對「相火」的誤解（如誤認右腎為相火），認為這是對古經不察、誤解脈法（如王叔和將三焦配入右尺）所致。這顯示了他力圖撥亂反正，回歸《內經》等經典對內景臟腑本質的認識。

在「論經絡次序」與「論經絡淺深」中，熊笏則深入辨析了氣血在經脈系統中的運行規律。他明確區分了營血（營氣）與衛氣的循行途徑：營血由宗氣領導，行於脈中，其循行次序有定規；衛氣則行於脈外（衛行脈外）。他特別指出左乳旁下的虛里穴（或稱大包穴）是經脈之源（宗氣領營血發源之處），並詳細列出了十二經脈、奇經八脈中的陽蹺、陰蹺、督脈、任脈的循環路徑，以及總長度與運行速度。這種對經絡運行細節的關注，體現了他對「形氣」，特別是經絡形跡和氣血運行規律的精確把握，認為這是理解疾病、施治的關鍵。他對虛里穴的強調，也再次印證了他對《內經》微言大義的重視，並藉此批判後世醫家對如此重要穴位的不解。

正是基於這種對臟腑、經絡、氣血（宗氣、衛氣）的精微認識，熊笏在其十八論中，對中風病的病因病機進行了深入剖析。如書中補充介紹所述，他認為中風病的發病與痰、瘀、風、火等病理因素密切相關，並提出了「痰是本病的基礎，瘀是發病的關鍵，風和火是導致病情加重的因素」的獨到觀點。這種觀點並非脫離其對內景的理解，而是將這些病理產物和邪氣，置於人體臟腑、經絡、氣血失調的框架下進行闡釋。例如，痰瘀的生成與脾肺腎功能失調、氣血運行不暢相關；風火的內動則與肝心等臟腑的病變有關，而這些臟腑病變與宗氣、營血、衛氣的紊亂互為因果。他的診斷方法和治療原則——辨證施治、活血化瘀、通絡止痛、祛痰開竅等，也無不體現其從病機（痰、瘀、風、火）及所累及的臟腑經絡出發，進行精準治療的思路。活血化瘀、通絡止痛針對瘀血阻絡；祛痰開竅針對痰濁蒙竅；而辨證施治則需結合患者整體臟腑氣血失調的具體情況。

因此，《中風論》不僅是一部專論中風的著作，更是一部藉由中風一病，闡述熊笏對古典中醫理論，特別是《內經》關於內景、形氣、臟腑、經絡、氣血等fundamental ideas的理解與傳承的力作。他對後世醫家偏離古經、空談理論的現象進行批判，並身體力行地展示了如何從「形氣」中探求實理。書末附錄的醫案，則為讀者提供了理論聯繫實際的例證，使抽象的理論更具說服力。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流傳亦頗具傳奇色彩。據林慶祺所撰的序言可知，《中風論》初為抄本，因緣際會為當時名醫陳修園門人所得而傳鈔，後經數十年的輾轉，直至其成書後約六十餘年（光緒甲申，1884年），才由林慶祺及其兄資助付梓，得以廣為流傳。這段軼事也側面印證了本書在當時醫界已具一定聲譽與價值，其學術思想獲得了同行的高度認可。

總之，熊笏的《中風論》是一部集理論深度與臨床實踐於一體的醫學著作。它不僅為後世研究中風病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參考，更在學術上倡導回歸古典，注重內景與形氣的實證研究方法，對中醫理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 significant 影響。熊笏透過對中風病的深入剖析，展現了他對中醫本源理論的獨到理解和精湛應用，使其成為中風病研究史上一部不可忽視的著作。吳錫璜後來的闡述版本，也說明其學術思想在後世得到了延續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