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醫醫
《醫醫醫》一書，是清代末葉孟今氏（孟今）於西元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即宣統紀元歲次己酉十二月，實際印行應在宣統元年1909年，但書中序及自敘寫於此，或為初稿完成年）所著的一部醫論著作，全書分三卷。其書名「醫醫醫」疊用三字，本身即極具巧思與深意，非僅指醫治病患，更蘊含了作者對當時醫療界弊病的診斷與治療之宏大旨趣。這是一本試圖為病入膏肓的「醫界」本身開出藥方的著作，其立論角度之獨特、批判之犀利、思想之深邃，使其在浩瀚的中醫典籍中獨樹一幟。
從已提供的「序」、「自敘」及「卷一：朝廷對於醫者之醫方」等內容觀之，本書不僅僅是一部探討醫術的專著，更是作者立足於醫學、旁徵博引、融會經史子集、貫通古今中外知識體系，對時代弊病、社會現象乃至治國之道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晶。其核心關懷超越了單純的治病救人，而直指影響醫學發展與醫者素質的體制、文化與人心層面的深層疾患。
書名之深意：「醫」之多層指涉
「醫醫醫」三字，可作多重解讀。最直接的理解是「醫（動詞，治療）醫（名詞，醫生）醫（名詞，醫界）」，即治療醫生這個群體，進而治療整個醫學界。又或者可以理解為「醫（治療）醫（醫學）之醫（方法）」，探討的是如何改進醫學本身的方法論。從作者「自敘」中「醫治醫界弊病的醫法」的表述來看，第一種解釋可能更貼近作者原意，但其內容顯然觸及了更廣泛的層面。作者孟今氏顯然認為，當時醫界的「病」已非單純技術問題，而是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需要從根本上進行治療，這也體現在其將醫道提升至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甚至治道相通的高度。
時代背景下的獨特視角
本書著成於1902年，正值清朝末年，中華民族處於內憂外患、社會劇烈變革的關鍵時期。西方思想、科學技術大量湧入，傳統體制面臨衝擊，西醫也開始在中國傳播。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反思中國的落後與弊端，並尋求救國之道。孟今氏將目光聚焦於醫學界，本身就反映了他對國民健康與素質的高度關切，認為醫學不僅是個人的事，更是關乎國家強弱、民族興衰的大事。「自敘」中提到「醫學雖當晦盲否塞之秋，而胚胎於黃農，萌牙於歧景，固已久矣！如有偉人起而振之... 大可冀放奇光異彩於環球上，使吾道文明亦有以輸入於他邦，而為開通西醫之導線」，可見作者對中醫抱有深厚的情感與信心，但也承認其面臨「晦盲否塞」的困境，並希望通過振興中醫，使其不僅能媲美西醫，更能為世界醫學貢獻智慧。這種將中醫置於全球視野下，並視其為民族復興一部分的視角，極具時代特色。
序者徐紹楨的評價與烘托
由卸署江北提督、記名提督、蘇松鎮總兵統領江南全省練兵第九鎮統制、番禺舉人徐紹楨所作的「序」，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本書及其作者的外部視角。徐紹楨身居高位，是晚清的軍政要員，同時也是一位讀書人，能對本書作序並給予如此高度評價，足見本書及作者在當時士人圈中的影響力。
徐紹楨在序中首先將《醫醫醫》與古今中外的其他著作進行比較，認為儘管浩如煙海的典籍多是「一家言」，而《醫醫醫》則「大異是」，能做到「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貫穿群籍而為一書」。這表明序者認為本書不僅內容豐富，更能融會貫通，提綱挈領，掌握事物本質。
序中也透露了作者孟今氏的一些個人信息和性格特徵：早年與徐紹楨神交，後親炙共學，學問扎實（有漢儒之實學，無宋儒之迂拘），為人率真樸野（性情率野），淡泊名利（絕意進取，力卻公卿之邀）。這些描寫勾勒出一個既有學問、又具氣節，且專注於醫學的學者形象，增加了作者論點的可信度與說服力。
最引人注目的，是徐紹楨對本書內容的高度讚譽。他認為本書「所論醫理盡抉歧景之奧，且多發前賢所未發」，特別是將「治道兵機」與醫學相聯繫，認為其論述「大聲疾呼，頭頭是道，而復絲絲入扣」，對「政界、軍界」大有裨益。更驚人的是，他稱作者將「孔孟為內傷國手」，視「人人皆能自治，以循至於聖賢之塗」為「憲政無尚之理，空前絕後之論」。這些評價已遠超對一本普通醫學著作的讚揚，而將其提升到了關乎國家治理、國民素質乃至文化根基的高度。徐紹楨的序，極大地提升了本書的權威性，並預示了本書內容的廣度與深度。
作者的肺腑之言：「自敘」
「自敘」是作者孟今氏本人的夫子自道，開篇即以「噫噫噫」的感嘆，直抒胸臆，表達了他對醫道的複雜情感：既認識到其「廣矣大矣，精矣微矣，危乎危矣」，難以言喻；又看到現實中充斥著「一知半解、搖鈴懸壺之徒」。作者認為，醫道不僅關乎衛生去疾，更能貫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一條通往聖賢境界的道路，其難度甚至超過其他學問事業。這種對醫道本質的認知，遠非將醫學視為單純技術或謀生手段所能比擬。
孟今氏在「自敘」中坦言，他曾被官方邀請興辦醫學堂，但他卻「遷延歲月，卒不能應」。他解釋了原因：雖然興辦醫學堂是好事，但如果醫學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不知醫者之病之所在」，則「徒為之嚴章程，訂功課... 是猶治其標而未治其本也。雖學堂開遍天下，辦至百年，無當也」。這段話明確揭示了作者寫作本書的根本動機：他認為當時醫學界的癥結在於「醫者」本身生病了，其「病已自深入，已遍天下，將極終古，莫之能愈」。因此，當務之急不是擴大教育規模，而是找到「醫醫之方」，先治療醫生這個群體，再談醫學的振興。
「自敘」中也流露出作者對中醫潛力的堅信，認為其「胚胎於黃農，萌牙於歧景」，有能力「放奇光異彩於環球上」，甚至為「開通西醫之導線」。同時，他對當時「蔑視中醫者」表示理解，但也批評「謬許西醫、偏重西醫者殊耳食而目論也」。這表明作者並非一味排斥西醫，而是主張中醫應正本清源，發揮其固有的優勢，並在與西醫的交流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最後，「自敘」點出了「醫之病源，既深且賾，醫醫之方，似難實易」，並預告將在書中詳細分析。他認為要根治此病，需要「朝廷之一人與世界之多數人」共同努力，洗滌「舊染腐敗之氣，庸惡陋劣之習，苟且輕賤之俗」。這段話為本書的後續內容定下了基調：它將是一部深入剖析醫界積弊、並提出系統性治療方案的著作，而且這種治療需要來自體制和社會層面的共同參與。
卷一：朝廷對於醫者之醫方——診斷體制之弊
「卷一」的開篇「朝廷對於醫者之醫方」，並非指朝廷為醫生開出的醫療方劑，而是作者診斷出的，朝廷現有的政策和態度對醫者狀態造成的影響——這本身就是一種「方子」，只不過是導致醫者生病的「方子」。作者在這裡直指醫界積弊的根源之一：社會地位低下與缺乏激勵機制。
作者開篇即論「名利者，絕技之師」，認為名譽和利益是驅動人才的關鍵動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他以八股取士和卷摺為例，指出這些在後人看來無用的技能，在當時之所以能吸引天下士人「竭盡畢生精力」去鑽研，並造就無數人才，正是因為它們是獲取「大位」、「大富」、「懋賞殊榮」的階梯，是「富與貴之所驅，名與利之所使」，且是「風會之所趨而當王者貴也」（被統治者和社會風氣所推崇）。
隨後，作者將這種機制與當時醫者的地位進行對比。他指出，朝廷設置的醫官（太醫院）地位低下，「位僅三品」，俸祿微薄（「差俸只百金以外」），且升遷受限，「囿於一部，不能流通轉用，以至老死」，稱其為「不甚愛惜之官」。既然官方醫官尚且如此，民間的「醫士醫生」的地位就更不用說了，只能「小道目之，賤工待之」。
這種體制性的輕視和缺乏激勵，導致了什麼結果呢？作者明確指出：「稍有聰明才力者，且不屑為」，醫學成為「讀書不成、他業不就者之逋逃藪」（逃難所，意指失敗者聚集地）。真正有才華的「賢智」之人不會選擇從醫，即使有「豪傑崛起代興，自成名流」，也僅「一代不過數人」，且官方不予褒獎（「曾不數聞一字之褒」），身後也不過列入「方技傳」中，甚至偉大如張仲景，史書竟然沒有立傳，這讓作者感到「最可怪者」、「尤令人索解不得」。
通過對比八股和醫學在社會地位和激勵機制上的懸殊差異，作者有力地論證了朝廷和社會對醫學的態度是導致優秀人才不願從醫，醫界充斥著不學無術之徒的根本原因之一。這正是朝廷以其無形之手，為醫界開出的導致其衰敗的「方子」。因此，要醫治醫界之病，首先需要改變朝廷和社會對醫學的態度，提高醫者的地位，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讓醫學成為吸引聰明才智之士的領域。
整體內容的連貫性與核心論點
將已提供的三個部分結合起來看，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論證脈絡：
- 確立主題與重要性： 「自敘」首先確立了醫醫醫的主題，強調醫學的廣泛性和重要性，並指出當代醫學界的問題在於「醫者」本身有病，不能單靠開設醫學堂解決。
- 診斷病因之一： 「卷一：朝廷對於醫者之醫方」緊隨其後，剖析了導致醫者素質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體制性的輕視和缺乏名利激勵，使得醫學無法吸引優秀人才。這是作者開出的針對體制弊病的「診斷書」。
- 確立作者地位與書的價值： 「序」則從第三者角度，高度評價了本書的學術價值、思想深度以及作者的人品和學問，為本書的論點提供了權威背書。序中提到的將醫學與治道、兵機相聯繫，孔孟為內傷國手等論點，也印證了作者在「自敘」中關於醫道廣泛性的主張，並預示了書中更深層次的內容。
因此，雖然只提供了部分內容，但已足夠展現《醫醫醫》一書的核心關懷和獨特之處。作者孟今氏並非一個只會談論藥物穴位的普通醫生，而是一個胸懷天下、深諳人情世故、洞悉體制影響的學者。他將醫學視為一種綜合性的學問，與個人修養、社會風氣、國家治理緊密相連。他認為醫界的衰敗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其根源不僅在於醫生個人的醫術不精，更在於體制對醫學的定位、社會對醫者的態度以及患者自身的觀念等多方面因素。
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從宏觀角度審視醫學發展問題的框架。它提醒我們，醫學的興衰不僅是醫學界內部的事情，更是整個社會、乃至國家層面需要關注和投入的領域。作者對晚清醫界弊病的分析，如醫生素質參差不齊、社會地位低下、缺乏有效激勵等，在某種程度上，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借鑑意義。
孟今氏以「醫醫醫」為名，展現了一種自我批判和改革的勇氣。他敢於直面問題，不迴避體制和文化層面的深層原因。雖然我們只看到了作者對其中一個重要病因（朝廷態度）的分析，但可以預見，在書的後續內容中，他會進一步探討患者的責任、醫者自身的修養以及具体的「醫醫之方」，例如在「自敘」中提到的「洗其舊染腐敗之氣，庸惡陋劣之習，苟且輕賤之俗」等。
總而言之，《醫醫醫》是一部超越時代局限、具有深刻批判精神和改革意識的醫學論著。它不是一本教人如何治病的醫書，而是一本診斷「醫學之病」、探求「醫醫之方」的「醫學社會學」著作。通過對體制、文化、社會心理的深入剖析，孟今氏為我們揭示了醫學發展背後的複雜動力和制約因素，並提出了一種將醫學置於更廣闊的人文和社會背景下加以理解和振興的宏大構想。這使得《醫醫醫》不僅是研究晚清醫學史和思想史的重要文獻，也為當今的醫學教育、醫療體制改革和醫者文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鑑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