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氏醫談

《藤氏醫談》：江戶時代和漢醫學思想的一瞥

《藤氏醫談》，一本冠以近藤明之名的中醫典籍，雖然基本介紹稱其成書年代與作者不詳，但從書中泉海林延辰所作之序可知，此書乃近藤明先生為門下弟子所著之醫論集，並於日本享和壬戌（即享和二年，西元1802年）冬刻成流傳。這將此書明確地定位於江戶時代後期的日本，是彼時和漢醫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而非通常意義上的中國古代典籍。泉海林延辰之序為我們理解近藤明的醫學淵源與思想方向提供了關鍵線索，他讚譽近藤先生的學問「祖述劉張，探溯李朱」，顯示其根基深植於金元四大家的學說體系，特別是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丹溪等醫家重理論創新、辨證精微的風格。序中更引述近藤之言：「夫人身者，活物也。何必以古法於今乎？不必泥古方，不必舍今方。別有一條正路焉。」這段話充分展現了近藤明不泥古、不離今的靈活變通思想，強調醫學應隨時代和人體的變化而發展，力求探索一條適合當下的治療道路，這正是和漢醫學在繼承中華醫學精髓基礎上，不斷探索與創新的寫照。這段序言不僅是推介，更是對近藤明醫學精神的概括，預示了此書內容將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展現作者獨到的見解。

從提供的卷上部分內容來看，《藤氏醫談》聚焦於當時醫學界關注的重要病症與診治原則，尤以「溫病時疫」與「決死生」兩節篇幅較長，體現了作者對傳染性疾病的深入思考以及對醫者角色與倫理的探討。

在「辨溫病時疫」一節中，近藤明直陳歷代醫家對溫疫概念混淆不清的現狀，認為將溫病、時氣、中暑、傷寒等雜糅一談是醫學史上的重大疏漏，尤其批評了唐宋以後方書的雷同與誤解，斥之為「疏笨之過竟誤千歲」。他對明末醫家吳又可在《溫疫論》中對溫疫的獨立辨析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讚其「獨能有見於此，取法千古」，並認為吳又可成功地將溫疫從傷寒等病中剝離出來，明確其病因是感「天地之厲氣」，而非傷寒、中暑所感的「天地之常氣」。厲氣具有普遍感染性，「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且其發生受歲運、方隅、四時等因素影響。近藤明高度認可吳又可關於「邪從口鼻而入」、「半表半裡」以及以胃經為規則、舌苔為繩墨的辨證思路，並推崇其「疏利以導之，汗下以驅之」的治療大原則。他認為吳又可的工作極大地精進了疫症的治療，使無數生民免於夭枉，其功績「干天下後世」。

然而，近藤明對吳又可的學說並非全盤接受，他也提出了「矯激過正，間有可議者」的批評。他首先質疑了吳又可「雜氣說」的範圍過廣，認為大麻風、鶴膝風、歷節、疔瘡、發背、癰疽、流注、霍亂、吐瀉、腹痛等病症，實質上是感「天地間之常氣」所致的外來邪氣（如虛邪賊風，或風寒暑濕燥火），不應與溫疫同歸於「惡氣」或「厲氣」。他認為吳又可此論是「僻見」。其次，近藤明批評吳又可未能確立「六氣」概念，誤解了「冬傷寒至春變為溫病」的轉化機制，認為這種轉變是感常氣，並非厲氣毒氣才能伏藏。這表明近藤明雖推崇吳又可，但仍立足於更廣闊的中醫病因學框架（六氣學說），對吳氏的個別論點進行了修正和補充，展現了他獨立思考和批判性繼承的精神。

在「疫疾汗解」一節中，近藤明進一步闡述了治療瘟疫的具體原則，強調「不患不詳，患其多而惑也」，治病需抓住「要領」與「條理」。他將汗、吐、下、溫、清、補列為治療的要領，並特別強調了汗法在傷寒與溫疫治療中的應用差異。此處，他再次引用吳又可「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的論斷，並對此表示高度贊同，認為這是治療溫疫的「要領」。他批評當時許多醫生不辨傷寒與溫疫，對熱毒病症一概視為溫疫，妄用葛根湯、麻黃湯等發汗劑，僥倖治癒的實為感冒傷寒，卻自以為能治疫毒，這是極大的「蒙迷」。

近藤明詳細闡述了錯誤使用汗法的危害：溫疫初起，邪毒尚淺，應以疏利為主，此時妄用發汗會損傷正氣；病程遷延至十餘日，邪毒漸離募原，此時方是應汗之時，若失此時機，轉而清熱或誤認為陰症而溫補，會導致邪毒內陷、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他再次強調吳又可關於傷寒之邪從「毫竅」而入，溫疫之邪從「口鼻」而入的區別，這也是溫疫治療應先疏利後發汗的理論基礎。總之，治療溫疫的原則是「首尾以通行為主」，初起疏利，邪毒離募原後發汗，毒重在胃則攻下。掌握傷寒與溫疫發汗時機的差異，是治療的關鍵。近藤明認為，能夠參透張仲景治傷寒的旨趣，又善用吳又可治溫疫的方法，並抓住其要領條理，方能應對疾病的千變萬化。

在「決死生」一節中，近藤明轉而探討醫者的醫德與技術深度。他將疾病分為「可治」、「不可治」以及「不可治而可治」三類，批評庸醫只會治療可治之症，而遇到危篤難治或「不可治而可治」的病症時，或放棄治療，或僅憑經驗「專以決死生，計死日為至」，而不去深入探察病因脈理，不盡醫術。他引用醫經批評這種「不問所發，唯言死日」的醫生為「粗工」，列為「五過」之一。近藤明認為，真正的良醫應對危篤難治之病，能深入探察病因虛實，應用精微的治療方法，即使最終病人未能倖免，也非醫者的過錯。他指出，歷代名家所稱的危篤、難治、九死一生之症，恰恰是那些「不可治而可治」的病症，這正是考驗醫者水平之所在。因此，醫家技藝的要旨不在於準確預測死亡，而在於全力救治那些尚存一線生機的危難病症。此節論述超越了單純的技術層面，觸及了醫學倫理與醫者應有的擔當精神，體現了作者對醫道深刻的體悟。

綜觀《藤氏醫談》卷上提供的片段，雖然僅是全書的一小部分，但已能窺見近藤明作為江戶時代和漢醫學家的獨特風貌。他一方面深得金元四大家以及吳又可等後世醫家的學術精髓，特別是在溫疫研究方面，對吳又可的貢獻給予高度肯定並加以發揚。另一方面，他又並非盲從，對吳又可的某些論點提出了審慎的批評與修正，體現了他以六氣學說為基礎、力圖融會貫通的學術態度。他強調人體是「活物」，治法需靈活變通，不泥古，不舍今，這反映了和漢醫學在承襲中華醫學基礎上的創新精神與適應性。此外，書中對醫者角色的探討，強調醫生的價值在於挑戰難症、盡力施救，而非簡單預測生死，展現了其深厚的人文關懷與醫德思想。

可以預見，全書三卷的內容將不僅涵蓋基礎理論和臨床應用，更可能包含近藤明對各種病症的獨到見解、臨證經驗以及養生理論的闡述，而其核心思想應會貫穿上述不泥古、求變通、重實效的精神。《藤氏醫談》作為一本來自江戶時代日本的和漢醫學著作，其價值不僅在於其醫學理論與臨床實踐的內容本身，更在於它見證了中華醫學在海外的傳播、發展與本土化過程，以及異域醫家對其進行的批判性吸收與再創造，是研究和漢醫學史、中日醫學交流史的珍貴史料。透過這本書，讀者不僅能了解近藤明的醫學思想，更能感受到江戶時代和漢醫家融匯中日傳統、探索醫道真諦的學術熱情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