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氏醫談》~ 卷上 (3)
卷上 (3)
1. 疫疾汗解
凡事不患不詳，患其多而惑也。於吾道為最甚。自漠長沙氏以來，名賢代起，方法議論，於今無不備矣。然其說愈繁，其辨愈鑿，苟非能繹其條理，提其要領，何以臻於妙妙之術哉。夫汗吐下溫清補治術要領之所在，而其施之之方，各當其可，是之謂能得其條理也。若夫傷寒溫疫二症，汗解之功居多，而傷寒與溫疫進退前後迥別，不當其可，何以治病。吳又可曰：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余讀此論至於此，未嘗不喟然嘆吳氏之精到矣。徵之於症候，施之於治術，無毫髮之違，是治疫之要領，而吳氏乃能得其條理者也。
能得此訣以臨病，終無有誤。世醫間不知傷寒與溫疫有分別，一遇熱毒，漫稱云溫疫，投以葛根湯、麻黃湯之類，發汗而間有瘳者，蓋傷寒感冒之邪，而非疫邪也。醫工不知，則自誇曰：吾藥能去疫毒，病家亦歡唱呼神醫，是何蒙迷之甚乎。醫家終身不悟，其及一遇真疫症，亦猶稱溫疫，一切恃前功，殊不知溫疫初起在疏利，漫投發汗劑，只損表氣，既而遷延十餘日，病勢漸張，疫毒已離募原，欲表未表，當一汗以可解，時乃引經語發汗過多亡陽，遂以柴桂湯、黃連解毒湯、瀉心湯之類，專務清熱，是以邪氣不能出表，邪毒漸瘀到胃，通舌變黑，病勢加重，當是時一下可以解，又稱為陰症，投以真武湯、附子理中，或益氣湯之類，邪毒益固，變症日增，神脫氣盡，卒至斃。是蓋不知治疫之要領，終違條理而所致。向則不應汗而反汗之，今則應汗而反失汗，此醫不知傷寒與溫疫有分別，用藥前後失序之誤也。蓋溫疫與傷寒所以異者，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故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且溫疫之為治，首尾以通行為主，初起在疏利，至邪毒漸離募原，專主發汗，或幸有得自汗、盜汗、戰汗、狂汗而愈。若邪毒愈重，漸留在胃，則一下得以解。知其要領，得其條理，何難之有乎。
然世醫動輒稱溫疫漫投發汗劑，不知傷寒汗解在前，溫疫汗解在後，一概遵用斯法，是豈得有兩全乎。余故謂治傷寒能察仲景之旨趣，治時疫能取又可之法，而得其要領條理者，雖遇千變萬化之奇症，易於拾芥焉矣。又偶有感之重而邪毒猛烈，表裡共熱等之症，是不可專任疏利，桂枝麻黃之類，可以分解，別詳論之。
白話文：
[對於疫情疾病以出汗方式來治療]
任何事不怕不明白，怕的是信息太多導致混淆不清。在醫學上這種問題尤其嚴重。從漢朝張仲景開始，歷代都有許多醫學名家出現，醫方和理論至今已經十分完備。然而，這些理論越發繁複，爭辯越發深奧，如果無法理解其中的邏輯，抓住其核心要點，如何能夠掌握高超的醫術呢？
出汗、催吐、下瀉、溫熱、冷卻、補充，這些都是治療的重要方法，而使用的方法應當適宜。這就是所謂的理解其邏輯。至於感冒和疫情，出汗療法佔了很大一部分。但感冒和疫情在發展過程中有著顯著的差異，如果使用不當，如何能治病？吳又可曾說，感冒服用藥物後一次出汗即可痊癒，但疫情即使出汗也未必能好轉。感冒出汗治療在初期，而疫情出汗治療在後期。我每次讀到這段論述，都不得不讚歎吳氏的精闢。他將理論應用於病症，進行治療，毫無偏差。這是疫情治療的核心，吳氏能掌握其邏輯。
如果能掌握這個訣竅來治療疾病，絕不會出錯。有些醫生不知道感冒和疫情之間的區別，一旦遇到熱毒，就隨便稱之為疫情，使用葛根湯、麻黃湯等藥物，出汗後偶爾有病人康復，其實他們感染的是普通感冒，並非疫情。醫生不懂，反而自吹自擂，說自己的藥能去除疫情毒。患者家屬也會高興地稱贊他是神醫，這不是很荒謬嗎？醫生終身不悟，一旦遇到真正的疫情。
他們還是會稱之為疫情，依賴過去的經驗，卻不知道疫情在初期需要疏通，隨便使用出汗藥物，只會損傷表面氣血。然後病情拖延十多天，疫情逐漸加重，毒素已離開皮膚表面，處於欲出未出的狀態，此時應當出汗來治療。但醫生卻引用古語“出汗過多會喪失陽氣”，使用柴胡湯、黃連解毒湯、瀉心湯等，專門清除熱毒，結果導致邪氣無法排出，毒素逐漸淤積到胃部，舌頭變黑。
病情加重，此時應該使用下瀉治療，但醫生卻稱之為陰症，使用真武湯、附子理中湯、益氣湯等，毒素更難排出，病情逐漸惡化，最終死亡。這都是因為不懂疫情治療的核心，違反了治療的邏輯。過去不該出汗卻出汗，現在該出汗卻沒出汗。這就是醫生不瞭解感冒和疫情的區別，用藥時機錯誤的結果。疫情和感冒的不同在於：
感冒病毒通過皮膚毛孔進入人體，而疫情病毒通過口鼻進入。因此，感冒出汗治療在初期，而疫情出汗治療在後期。疫情治療的始末，主要以疏通為主。初期需要疏通，等到毒素逐漸離開皮膚表面，主要使用出汗治療。如果幸運，病人可能自己出汗，或者在睡夢中出汗，或者因發燒而出汗，或者因焦慮而出汗，病情可能會好轉。如果毒素越來越重，逐漸停留在胃部，那麼使用下瀉治療就可以解決。瞭解其核心，掌握其邏輯，還有什麼難度呢？
然而，有些醫生經常稱病情為疫情，隨便使用出汗藥物，卻不知道感冒出汗治療在初期，而疫情出汗治療在後期。統一使用這種方法，怎麼可能兩全其美呢？我認為，治療感冒要理解張仲景的意圖，治療疫情要學習吳又可的方法，掌握其核心和邏輯，即使遇到千變萬化的罕見病情，也能輕鬆處理。偶爾有病情嚴重，毒素猛烈，表裡同時發熱的情況，這時候不能單純使用疏通方法。
可以使用桂枝湯、麻黃湯等，來分解毒素，詳細的討論請看其他論述。
2. 決死生
治之為事也。有可治焉。有不可治焉。有不可治而可治者焉。治可治弗治，不可治固亡論已。彼弗治不可治，而可治者，將焉用醫工乎？庸醫終未達於經旨，方術猶未精，動輒曰：「我能治可治，弗治不可治。」而一遇危篤難治之病，則不能盡治術於專一，專以決死生，計死日為至。
既而其人死，則曰：「我能決死生，我能計死日。」因是至危篤難治之病，則不察脈理，不詳所因，戰戰履冰，兢兢臨淵，專以讓於他醫為得矣。是以不可治而可治之病，竟以至於不可治，豈非不仁之甚乎？經云：「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為粗工，此五過之一也。
若夫至危篤難治之病，能察其所因，能詳其虛實，能按其治術，則刀圭朝入口，夕至死，實非醫工之訧也。故歷代名家云危篤，云難治，云九死一生，云十死一生者，皆是死生不決，不可治而可治之病也。古人猶且如此，況今人豈有一一能決死生乎？至其不可治者，古人云不治，云必死。
然則醫家之要，不在決死生，言死日可知矣。世醫多以察死生為務，曰：「我能治可治，弗治不可治。」蓋治可治，不治不可治者，庸醫能之。弗治不可治，而可治，何足以稱醫之良矣乎？
白話文：
這段文字談的是醫生在面對疾病時的判斷和治療態度。內容大意如下：
醫學作為一種專業，有些病是可以治療的，有些則不行，更有些看似無法治療但實際上可以救治的情況存在。如果醫生只選擇治療那些容易治癒的病，而放棄那些表面上看來無法救治的患者，那麼對於那些有可能被救治的患者來說，醫生的存在又有何意義呢？庸醫往往未能透徹理解醫學典籍，對醫術掌握不精，他們常說自己能治療那些有希望治癒的病症，卻在遇到危急重症時，無法專注於治療，只顧著預測患者的生死和死亡日期。
當患者真的去世後，這些庸醫就會自吹自擂，聲稱自己能預測生死和死亡日期，因此，對於那些危急重症，他們不仔細檢查脈象和病因，只是畏首畏尾，生怕出錯，最後選擇把患者推給其他醫生，認為這樣就是明智的。結果，那些本來可能還能救治的患者，最終因為這種治療態度而變得無法救治，這不是極度不仁義嗎？古籍提到，醫生如果只知道預測死亡日期，卻不知道病因，只是一味地預測死亡日期，這樣的醫生也只能算是低劣的醫生，這是醫學中的五大錯誤之一。
對於那些極為危急重症的患者，如果醫生能夠詳細瞭解其病因，精確判斷病情的虛實，並採取適當的治療方法，即使患者在一天之內從服藥到死亡，也不能單純歸咎於醫生的失誤。因此，歷代醫學名家所說的“危篤”、“難治”、“九死一生”、“十死一生”，都是指那些生死難以判斷，看似無法救治但實際上還有救治可能的病例。連古人都會面臨這種情況，何況現在的人，哪有可能完全確定生死呢？對於那些確實無法救治的患者，古人會直接說“不治”或“必死”。
由此可見，醫生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判斷生死和預測死亡日期。現實中，許多醫生將判斷生死視為主要職責，聲稱自己能治療有希望治癒的病，卻放棄那些看似無法救治的患者。然而，治療那些容易治癒的病，放棄那些無法治療的病，這只是庸醫的行為。對於那些被認為無法治療，但實際上還有救治可能的患者，醫生應當努力去救治，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良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