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十藥神書
《增訂十藥神書》這部由元代醫家葛可久所著的醫學典籍，成書於至正戊子（1348年），是一部專門探討虛勞吐血症治法的經驗集。此書僅一卷，卻收錄了十個針對此頑疾的有效方劑，並以天干為序標示，旨在為醫者提供治療思路和具體方法。書中方劑被讚譽為「奇而不離於正」，意即配伍獨特巧妙，卻又遵循醫理，臨床實用有效，因此流傳廣泛，歷代多有增補評注，甚至在1949年後仍有影印本問世，足證其在醫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
葛可久在原序中謙遜地自述其學醫歷程，從少年時學習醫道，三十餘年來遍訪名醫，深感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他觀察到許多醫者雖善於言談文字，但在實際用藥治病時卻往往難以奏效。為求突破，他日夜鑽研，務求藥到病除。其後幸遇一位醫道高明的「至人」，與之相處三月，得授一冊奇方。這些方劑或由三四味藥組成，或藥味稍多，但皆為其親眼所見，師父用之無不應驗，如羿之射箭，百發百中。這份機緣使葛可久茅塞頓開，如久旱逢甘霖。回到家鄉吳中後，他親自應用這些方劑，果然效如神速，刻刻驗證。感於奇方之可貴，葛可久利用閒暇時間，將師授奇方與自己的實踐經驗匯集整理，類編成一冊，名為《十藥神書》。此書的誕生，實乃葛可久醫學心血與珍貴師承的結晶。
書的核心內容是那十個針對虛勞吐血的經驗方。雖然書名提示有十個方，並以天干甲乙丙丁等排列，提供的詳細內容則著重闡述了甲字方《十灰散》與乙字方《花蕊石散》這兩個被視為急症止血要藥的方劑，以及關於這兩個方劑的總論和後續治療的整體流程。
甲字方《十灰散》，用於治療勞症引起的嘔血、吐血、咯血、嗽血。此方由大薊、小薊、荷葉、扁柏葉、茅根、茜草根、山梔、大黃、牡丹皮、棕櫚皮十味藥等分燒灰存性而成。製備上強調「燒灰存性」，註解認為這是在初燃時迅速熄火，使藥物雖變黑色，但其原有藥性得以保存，是其有效性的關鍵。此方配以藕汁或蘿蔔汁磨墨調服，旨在清熱涼血、止血化瘀。書中明確指出，輕者用此方即可立止，而對於血出如湧泉者，則需藉助乙字方。
乙字方《花蕊石散》便是用於處理「湧噴血出成升斗」的危急情況。其主藥為火煅存性的花蕊石粉，配以童便頓溫調服，男子可加酒，女子加醋。此方的作用在於化瘀止血，使瘀血化為黃水排出。這兩個方劑作為《十藥神書》首先提出的止血要藥，體現了作者應急救命的治療思想。
書中特設的《甲乙二方論》更是深入剖析了治療吐血症的病機與急則治標的必要性。文章指出，吐血常與陰虛陽亢、氣機上逆有關，氣火上衝，挾血外溢。此時，及時止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留得一分自家之血，即減得一分上升之火」，有助於後續的收拾調治。這與當時或後世某些醫家認為血證不可急於止血，甚至認為「血溢於外，吐出亦美，壅反為害」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甲乙二方論》力陳急用止血「劫劑」的理由，認為任血外溢，遷延時日，只會加劇陰虛陽亢，最終導致不可挽回的局面。此論思想深刻，強調了在特定病機下，迅速控制出血的重要性，為後世醫家提供了不同的治療視角。
《十藥總論》則擴展了對虛勞吐血的認識和整個治療流程。葛可久指出，此病多因不愛惜真元、耗散精液而起，病勢發展迅速，難治之處在於精氣已傷，而亂投寒熱藥物只會雪上加霜。他認為其師父的用藥如射箭般精準。總論中描繪了《十藥神書》的完整治療次第：首先使用甲字十灰散或乙字花蕊石散止血；止血後，患者體虛，需用獨參湯補虛安神，令其熟睡，以期病去大半；繼而針對後續症狀，服用保真湯止嗽寧肺，太平丸潤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疏氣，保和湯則根據血盛、痰盛、喘盛、熱盛、風盛、寒盛六種不同情況加減治療。總論還詳細闡述了具體的服藥方法，如保真湯與保和湯的相間服用，以及利用薄荷湯漱口、太平丸徐徐嚥下等技巧，以確保藥物能更好地發揮療效。待各證平息，根本得復後，再以十珍丸等藥收功調養。這一整套治療方案，從應急到調理，從治標到治本，體現了對虛勞吐血病機的全面認識和豐富的臨床經驗。
《增訂十藥神書》歷經時間考驗，其價值得到了後世醫家的認可和傳承。潘霨、周揚俊等醫家為其作序，或以自身體驗證實其效，或從學術角度深入闡釋其精妙之處。潘霨序中提到自己旅居臺灣時吐血咳嗽，服用此書方劑迅速痊癒，並提及陳修園曾為之詳註，自己也有增補，顯示此書在清代仍被廣泛閱讀和研究。周揚俊序則盛讚書中方劑「出人意表」、「可為千百世法」，並批評當時一些醫者治療血證拘泥於特定理論（如《醫貫》的「壯水之主」），未能靈活辨證，對比說明了學習《神書》思想、廣泛體會病因病機的重要性。這些序跋不僅增加了文獻價值，也從側面反映了《十藥神書》在後世醫學界引起的迴響和影響。
總而言之，《增訂十藥神書》是元代醫家葛可久基於師承和個人實踐，針對虛勞吐血這一高難度疾病，系統梳理出的一套經驗方集和治療體系。書中首重急診止血，方劑配伍精煉有效，後續治療層次分明，並詳細闡述了用藥方法和病機認識。它不僅是一部具有重要臨床價值的實用醫書，更是研究元代及後世醫家對虛勞吐血認識和治療發展的重要文獻，為中醫藥學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其「奇而不離於正」的用藥思想，以及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的策略，至今仍對臨床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