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事啟源

《醫事啟源》是日本醫學家今村了庵（亦作今邨亮、今樹亮）於日本文久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撰寫的一部醫史著作，共一卷。此書問世之際，正值日本社會受「蘭學」（透過荷蘭傳入的西方知識）影響日深，西洋醫學逐漸在日本知識分子及官方層面取得一席之地，對傳統漢方醫學（源自中國醫學並在日本發展演變）構成了顯著的挑戰。今村了庵有感於此時代潮流，深慮許多學習醫術者可能因迷戀新奇的西洋醫學，而輕視甚至拋棄積澱深厚的漢方醫學，擔心會出現「喜新厭故，捨己從人」的局面。他撰寫《醫事啟源》的根本動機，便在於回溯醫學發展的歷史源流，尤其強調證明許多被視為西洋醫學獨有或先進的技術與方法，實際上在中國古代醫學典籍中已有記載或啟示，以此彰顯漢方醫學的淵源深厚與博大精深，捍衛其學術地位，並勉勵後世學習者知曉本源，深入鑽研，以應對時代變革的挑戰。

本書的核心論點，即是將西洋醫學的若干重要技術與方法，追溯至中國古代醫學的源頭。今村了庵在書中精選了約二十個項目進行考證，這些項目涵蓋了醫學實踐的諸多面向，包括解剖學、化學製藥（特別是汞劑的制煉與應用）、麻醉術（如蒙汗藥）、導尿法、灌腸法（提及「唧筒」此類器具）、引痘術（天花預防）、刺絡療法、酒劑應用等。作者透過廣泛徵引中國古代醫籍及相關史料，試圖論證這些看似新穎的技術，其思想或雛形早已蘊藏在古老的漢籍之中。例如，在「解剖」一章中，作者引述《靈樞經》中「解剖而視之」的說法，並提及漢朝王莽時代曾對罪犯進行解剖以度量臟腑，以及宋代醫家結合刑罰解剖繪製「存真圖」等史實，證明中國醫學自古便對人體內部結構有所探索。他甚至結合自身曾檢視刑屍的經驗，對照古書對臟腑的描述，強調其「如合符節」，以增強說服力。這種考證方式旨在向讀者表明，即便在被認為是西醫強項的解剖學領域，漢醫也非一無所知，甚至有著久遠的歷史淵源。

又如在化學製藥方面，作者會探討中國古代煉丹術與藥物炮製中對礦物藥（如汞）的處理，與西醫製藥技術進行比較。對於麻醉，則可能聯想到華佗的麻沸散。引痘術更是作者著力辯護的一點，儘管大規模、標準化的牛痘接種源於西方，但書中可能會探討中國古代人痘接種的歷史，作為此類預防醫學思想的先驅。通過這種對比和追溯，今村了庵意圖說明，漢醫學的知識體系廣泛而包容，許多看似「新奇」的療法，其根本理念與實踐方式，都能在漢籍中找到依據，甚至可以認為是源於漢醫，只是後世醫家未能繼承發展，或因各種原因而失傳。

本書的序言由若山拯撰寫，內容也印證了作者的意圖。序中讚揚今村了庵對古今醫學的深入研究，並點出西醫雖然在「窮理」與器械方面精緻奧妙，卻不知其根本多出自漢土。序言也批評了當時一些墨守成規的漢方醫家，未能對既有的知識進行發明和精進，以至於讓「紅髮異類」（指西方人）憑藉這些源於漢土的技術而得名。這反映了當時日本漢方醫學界面臨的內外困境：內部缺乏創新活力，外部受到西醫的衝擊。

儘管《醫事啟源》的動機充滿了對漢方醫學的熱情與維護，其考證工作亦提供了不少重要的醫學史料，尤其對於了解中醫藥知識在日本的傳播與演變具有價值。然而，作者在論證過程中，為了突出漢醫的先創地位，難免帶有一定程度的尊古和選擇性解釋色彩。有時對古籍的詮釋可能過於牽強，將一些早期、不成熟的技術或概念，直接視為與近代西醫相同或更優越的發明。這種過於篤信中國古代醫籍的態度，導致書中存在一定的保守與復古傾向，對西醫的評價也相對片面，認為其過於強調機械性和實驗性，而忽視了整體性和人文關懷，未能客觀評價西醫在解剖、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等基礎研究以及臨床診斷、手術治療等方面的系統性突破和巨大進步。書中「正文」自述「徵引率略，掛一漏百」，也承認了考證的不夠全面。

即便存在這些不足，《醫事啟源》在日本醫學史上仍具有深遠的影響。它被認為是日本第一部系統性地從歷史角度探討醫學起源與發展的著作之一。在此書之前，日本的醫學史研究多集中在對中國醫學史料的整理與考證。而《醫事啟源》的出版，開啟了日本醫學史研究獨立發展的新篇章，刺激了日本學者對自身醫學史的關注。此外，本書對日本醫學教育也產生了影響，促使醫學教育體系開始重視醫學史教育，將醫學史納入課程。通過強調漢方醫學的歷史底蘊，本書也促使日本醫學界在吸收西醫知識的同時，反思和重新審視傳統漢方醫學的價值，試圖將兩者進行某種程度的融合或借鑒，從而影響了近代日本醫學的發展路徑。

總而言之，《醫事啟源》是一部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由一位對漢方醫學懷有深厚情感的日本醫家所著的醫學史著作。它不僅提供了關於中醫藥知識在日本傳播、演變的珍貴歷史線索，尤其是在論證西方醫學技術淵源方面，匯集了許多散見於古籍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作為日本近代化初期，傳統文化面對西方衝擊時的一種知識分子回應，反映了當時東亞學術界面臨的普遍困境與努力方向——如何在吸納新知識的同時，維護並重估自身文化傳統的價值。書中雖然帶有時代局限和個人觀點，但其所呈現的歷史圖像，以及作者為維護傳統所做的考證努力，使其成為研究日本醫學史以及近代東西方醫學交流史不可忽視的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