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論拾遺
《醫論拾遺》是清代醫家王旭高所著的一部重要醫學著作，共分五卷，匯聚了作者在長年臨床實踐中所累積的寶貴經驗與深刻見解。書名「拾遺」二字，本身即寓含了作者謙遜而務實的態度，意指將前人或同儕醫家學說中未盡闡發、或是自己在實踐中有所體會而值得補充的部分，加以整理記錄，以期不讓這些寶貴的醫學思維和方法散失。這部書涵蓋範圍廣泛，觸及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中醫臨床主要領域，其內容不僅是對傳統醫學理論的繼承，更融入了作者個人的臨證心得與理論創新，對後世中醫學術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從整體結構來看，雖然未能見及五卷全貌，但從所提供的篇章節選與內容概覽，足見其體例嚴謹，論述條理分明。基本介紹部分勾勒出全書的框架，指出其涵蓋的廣泛領域；而隨後對內、外、婦、兒各科內容的重新編輯及補充，則提供了更具體的內容提綱。特別值得深入探析的，是所提供的《退思集》題詞、雜說、痰論、瘧辨以及《醫學問對》注等篇章，這些具體的文字內容，是理解王旭高醫學思想精髓的關鍵所在。
《退思集》題詞作為開篇，往往承載著作者著書立說的宗旨與心境。此題詞言簡意賅，點出了為醫者的幾個核心面向：「退有餘閒頗致思，軒岐家秘在於斯。」提示醫學之道需在閒暇中深入思考，回歸軒岐（《黃帝內經》）等古典醫學的本源。「知方然後堪求治，得訣回來好作醫。」強調了理論知識（知方）與實踐技巧（得訣）的結合，唯有融會貫通，方能成為良醫。「明理必須遵古訓，見機也要合時宜。」則辯證地提出了繼承與變通的關係，既要遵循古老的醫學原理，也要靈活應對具體病情和時代特點。「技巧多由規矩生，巧中規矩是精英。」揭示了所謂的「巧」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從紮實的基本功中生發，真正的精髓在於將規矩運用得精妙。最後，「文能壽世要歸誠，學無少長爭先達，篤志躬行事竟成。」表達了著書立說的價值在於真誠，學習沒有年齡界限，只要心志堅定，努力實踐，便能有所成就。這段題詞為全書定下了一個基調：醫學是需要深入鑽研、廣泛學習、勤於實踐，並結合道德修養的嚴肅學問。
《雜說》一篇，更是直接闡述了作者對為醫之道的具體要求與深刻體會。王旭高提出了為醫的「十要」，涵蓋了從專業能力到個人品行乃至外部環境的多個層面。其中，工候（精湛的診察技能）、見識（深刻的辨證能力）、人品（高尚的醫德）是核心要素。作者特別強調「看病工夫在讀書」，並列舉了《內經》、仲景經典、《本草》、《藥性》、溫病學派代表著作如吳又可、薛生白、葉天士等的經典，認為這些是醫者必須熟讀精研的基礎。同時，他也指出讀書不在多，而在於玩索揣摩，並提到了對劉河間、朱丹溪、李東垣、張子和等醫家的著作，以及《寓意草》等，應細加閱讀。這反映了他廣泛吸收各家學說，又有所側重，以仲景和溫病為核心的學術取向。
「見識在於虛心，每遇疑難之證，必須與人相商。」這句話突顯了謙遜和協作精神在提高醫學水平中的重要性。作者甚至提出，即使面對不如自己的人，也不可與之辯論，姑且忍耐，任其開方，這似乎是從世故人情出發，但也從側面反映了在複雜的醫療環境中，如何保護自己、不惹爭議的生存智慧。他還提到「見證多，自可以識病情；涉世深，自可以識人情」，這是對臨床經驗和社會閱歷在醫學實踐中作用的認識。
「人情世務」部分引用李士材之言，說明了處理醫患關係及社會交往的重要性。而關於「時運」和「旁襯」，則展現了作者務實的一面，承認外部因素（如運氣、人脈、甚至外在形象）對醫者聲望和事業的影響，這雖然與醫術本身無關，但在現實中卻是客觀存在的。不過，他對「貪利」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區分了因多看病人而可能帶來的失誤與故意騙取財物、販賣假藥的行為，認為後者是「下流人物」，切不可為。最後，他引用景岳的「十問篇」，強調了詳細詢問病史在診斷中的基礎地位，並提醒醫者在診斷病情時要謹慎，尤其對於重險之病，不可輕言無事或輕易判斷死期，而應給予轉圜的空間，這既是醫德的體現，也是保護自己的方式。
《痰論》是王旭高針對痰這個常見而複雜的病理產物進行的專門討論。他開宗明義地指出，「人身無痰。痰者，津液之所聚也。」將痰的本質歸於津液的異常聚集，否定了其作為一種獨立邪氣存在。他進一步闡述了痰的形成機制與三焦功能失調的關係：上焦沖氣不足、中焦營氣不足、下焦衛氣不足都可導致津液聚而成痰，並描述了不同位置痰的表現。
最為精闢的是，他提出了治療痰的「四法」：澄之、攝之、復之、墜之，並結合具體藥物闡釋其原理。 「澄之」法用於治療稠而不清的痰，他以白礬和阿膠為例。白礬有卻水之性，能澄濁流；阿膠則能澄清，並能引膈上之痰下行。這裡對阿膠能「潤腎燥」的解釋，引用《內經》「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認為辛能開腠理、致津液，從而達到滋潤的目的，這是一種不同於一般認為阿膠滋陰的視角，體現了作者對藥性理解的獨到之處。 「攝之」法用於治療散而不收、導致多唾等滑脫症狀的痰，他推崇益智仁，認為其辛溫能安三焦、調諸氣、攝涎唾、固脫滑，並指出古方用益智治多唾是取其「辛而能攝」之性，而非僅僅溫胃寒。 「復之」法用於治療因下焦腎間真氣不足、水火不交導致的痰，他提出用八味丸。此方能補腎精（地黃、山藥、山萸），利水道（茯苓、澤瀉），並用肉桂、附子溫潤腎燥，以恢復腎的氣化功能，使津液得以正常循布。 「墜之」法用於治療痰涎壅塞胸膈、導致咳嗽、喘、膈、噎、眩、暈甚至便秘等症，他主張使用質重性險的藥物如養正丹、靈砂丹，以重鎮下墜，引痰下行。 這「四法」及其具體藥物和理論解釋，構成了王旭高治療痰證的獨特體系，體現了他從痰的本質、形成機制到不同表現靈活運用治療手段的臨證智慧。
《瘧辨》則展現了王旭高對瘧疾的深入研究及其對傳統學說的 крити（批判性）思考。他首先探討了瘧邪的傳變，引用《內經》「邪中異所」指邪中俞穴，與衛氣相遇而作，離則休止。這與三陽傷寒得汗即解不同。他特別關注了《金匱》中的「癉瘧」和「溫瘧」，指出它們「但熱不寒」的特徵。但他對《內經》關於溫瘧「冬中風寒氣，藏於骨髓，至春遇暑而發」的說法，以及王叔和據此提出的伏氣說，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種說法難於盡信，正如孟子所言「盡信書不如無書」。王旭高認為，瘧病多得之於夏秋季浴水悽風，邪氣中於俞穴，與衛氣相遇即發，而非冬藏至春發。他進一步辯駁了伏氣論，認為伏氣發為春溫，是冬春交際肝膽之陽萌動，遇寒折之化火所致，與邪氣藏於身中不同；而從春溫變為夏秋溫疫、溫毒更是無此道理。
在治療上，他批評了《金匱》推薦的桂枝白虎湯治療溫瘧、癉瘧（但熱不寒者）。他認為程云來雖然從理論上解釋其作用，但在臨床屢用不應，反而見到弊端。他分析原因在於瘧為久伏之邪，非一二劑可愈；石膏反而可能郁邪，桂枝反使營熱煩躁，故不合病情。在此基礎上，王旭高提出了自己的經驗方——清瘧飲，並列舉了鱉甲、丹皮、蜀漆、青蒿、黃芩、瓜蔞根、知母等藥物組成，並詳細闡述了各藥的作用（如蜀漆達引瘧邪、知母/黃芩/瓜蔞根清肺胃熱、鱉甲/丹皮清營破肝血）。他聲稱此方治療溫瘧、癉瘧頗效，但同時也告誡這種病愈不能速，治療不宜急，否則易生變。這一段充分體現了王旭高勇於質疑權威、重視臨床實踐、並根據藥理和病機提出驗方的創新精神。
《醫學問對》注則通過對一個醫學問題（溫病為何起手太陰）的註解，闡述了王旭高對溫病與傷寒發病機制差異的理解。該問題將天地陰陽與時令寒暑對應，認為寒暑之變由風引起。秋冬西北風傷陽氣，導致寒邪郁遏陽氣，從而發生傷寒，起於足太陽經肌表，由表入里。春夏東南風傷陰氣，導致溫邪郁遏陰氣，從而發生溫病，起於手太陰經上焦，由上而下。這種「一縱一橫」的對比，清晰地闡釋了寒熱病的發病特點。
王旭高對此註解表示「洵是特識」，認為其論述寒暑由風變以及寒風傷陽、溫風傷陰之理十分獨到。隨後，該註解又討論了溫病不用麻黃髮汗的原因，以天地之雨類比人身之汗，認為夏令陽氣運用陰津為材料發汗，不宜使用辛溫的麻黃髮表，如同春夏東南風為主時，風轉西北方才下雨，而西北風為冬令主風。這個比喻旨在說明不同季節和不同性質的疾病，應採用不同的發汗方法，辛溫的麻黃適用於寒邪傷陽的傷寒，而不適用於溫邪傷陰的溫病。王旭高的註解體現了他對這一溫病發病及治療原則的高度認可。
綜合分析這些篇章，可以看出王旭高作為一位清代醫家，其學術思想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 重視經典，但不拘泥於經典： 他對《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著作深有研究，並認為這些是醫者必讀的基礎。然而，他並不盲從，對於經典中的某些論述，如溫瘧的伏氣說，敢於提出質疑，並結合臨床經驗進行辨析和批駁。
- 強調臨床實踐與經驗總結： 《醫論拾遺》本身即是其臨床經驗的「拾遺」。他在《雜說》中強調「看病工夫在讀書」，更強調「見證多，自可以識病情」，體現了理論與實踐並重，並視臨床經驗為提高醫術的關鍵。在痰證和瘧疾的討論中，他更是結合具體病情和藥物，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臨證體會和驗方。
-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辨證思維： 他對痰的「四法」治療，是基於對痰的本質、形成機制和不同表現的深刻理解，並結合具體藥物的藥理作用提出的系統方法。對瘧疾的辨析和對溫病發病機制的闡述，都體現了將理論概念與具體臨床現象相結合的思維方式。
- 務實與批判精神： 在《雜說》中，他務實地討論了醫者的時運、人情等外部因素，但在醫術和醫德上卻有著嚴格的要求，批評貪利行為。在學術上，他對不符合臨床實際的理論敢於提出批判，如對桂枝白虎湯治溫瘧的質疑，並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
- 注重醫德與修養： 「十要」中的人品、存心地、不貪利、寡言語等，都體現了他對醫者個人道德修養的高度重視，認為這是成為一個好醫生不可或缺的部分。
《醫論拾遺》雖然名為「拾遺」，但從其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來看，絕非零散的記錄，而是王旭高醫學思想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書中對常見病證如痰、瘧的深入剖析，對為醫之道的全面論述，以及對經典理論的批判性繼承，都使其成為研究清代中醫學術發展、特別是溫病學派發展的重要文獻。它不僅提供了寶貴的臨床經驗和治療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傳達了一位醫家嚴謹治學、勤於臨證、敢於創新、注重修養的學術精神和醫學態度。這部著作對於後世中醫的學習和實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