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氣鉤要》~ 凡例 (1)
凡例 (1)
1. 凡例
一余初療腳氣,未曾得其要領。然病家或謬謂有所得,乞治者殊多矣。以故每遇危篤之症,刓精窮慮,沉思涵泳;詳其狀,察其證,咀嚼唐宋方法,作方投之。有年於茲,嘗疑古之腳氣與今之腳氣,迥然不同。乃欲據孫王之成法籠罩之,則方枘圓鑿,不相符者有焉。思時變之所然耶?殊域之所然耶?抑病異其因耶?一日恍然悟之,專遵治水毒之法,處方試用,往往似奏奇勳。因不自揣,就長沙方中,及唐宋諸家,擇其精妙者,照症授之,確然效功者三十餘方。自謂不無小補於腳氣,遂揭之於茲,使子侄取准云。
一余家治腳氣之方,不過三十。蓋方不簡則不精,不精則不驗。藥品亦然,不過數種,取敏捷也。此病猛厲,非纏漫彌日者。須單刀直入,斃元帥。可疏則疏之,可鎮則鎮之。務拔毒為主,旁症細故,不暇顧也。
一欲治病者,須先原其所由。既知所由,須審求其治法。或同狀異因,或同因異狀。一症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一藥必有主能。雖病千變萬化,法有一定之矩,井然不亂,如長沙之方是也。局方以降,家立方,戶異說,一一難論及,撮取其主治而已。如出入加減,錄之原方之後,並附鄙見於其下。
一凡事有古未明,而後人發之者。如日食有定數,秦漢以前,不能詳之;及至後世,推步精詣,上下數千年,可坐致焉。腳氣、痘瘡、黴毒,古昔未明;而後世孫王之於腳氣,聶魏之於痘,陳實功之於黴毒,皆能闡發秘蘊,濟世不少。豈得非病隨世有變化乎?然而今之時師,墨守成法,不通機變,束手無策,縱其猖獗。仁術安在?豈不恥古人哉!是茲書所由作也。
一此病盛行於隋唐之世。以是,支法存仰道人、深師、胡治、蘇恭之徒,創其論治。孫王二子,最極精密。趙宋之間,聖專聖濟,並有方論。嚴用和、陳無擇、張從政、樓全善、王肯堂,亦各有說,但功過相半。劉李朱張,為末疾略之。余乃以古方為準則,旁採摭諸家,以備參校。今舉所起之因,與所病之機,以內外並括之。因從外來者屬外;因從內生者屬內;因與諸病合者,屬並病。猶魏直痘書,立順逆險之三症,而便於診候。
一此篇所舉,藥量水率,以適宜為度。大較周漢一升,當今一合有奇;魏晉以降,每代漸變,至明與古迥異焉。千載之遠,數代之變,雖索徵乎遺編,取准乎古器,不過見大概,安果得其詳密?故至分兩之重輕,則在視人之強弱,從病之劇易,臨時斟酌用之。是所以不載劑量也。
一方今罹此病者,比比繼踵。鄙意急於濟救,因集錄之,藏諸家,比青氈。淺學孤陋,文義不通者,固有;而考據不至者,亦不無焉。大方君子,孰不同濟生之志?蒭蕘之言,萬有取則幸甚。
白話文:
[例子] 一開始我治療腳氣病,並沒有找到關鍵的治療方法。然而,有些病人誤以為我找到了治療之道,於是求診的人特別多。因此,每當遇到病情危急的情況,我都會盡力思考,深入研究,詳細觀察病人的症狀,審慎檢查病症,參考唐代和宋代的治療方法,開出處方。多年以來,我常懷疑古代的腳氣病和現在的腳氣病完全不同。如果想依循孫思邈和王叔和的傳統方法去治療,可能會有如圓孔插方榫的情況,不一定適用。我在思考,這是時代變遷的影響嗎?還是地域的差異?或是疾病本身的原因不同呢?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應該專心遵循治療水毒的方法,以此為依據開出處方,試用後發現效果顯著。因此,我不自量力地從《傷寒雜病論》以及唐宋各家的醫書中,挑選出精妙的方子,根據病症教授給病人。經過確認,有三十多個方子確實有效,我認為對治療腳氣病有一定的幫助,因此公開這些方子,讓我的子侄們可以作為參考。
我家治療腳氣的方子不過三十個,因為方子如果不精簡,就不夠精確,不夠精確,治療效果就會打折。藥材也是同樣的道理,使用的藥材種類不多,主要是為了快速有效。這種疾病非常猛烈,不是慢慢擴散的那種,必須直接對症下藥,擊潰主要的病竈。可以疏肝的就疏肝,需要鎮靜的就鎮靜,重點是排除毒素,對於一些次要的症狀,我們暫時無法顧及。
要想治療疾病,首先必須瞭解病因。一旦知道病因,就要仔細尋找治療方法。可能同一種症狀有不同的原因,也可能同一個原因表現出不同的症狀。一種病症一定有對應的主要治療方子,一個方子一定有主要的藥物,一種藥物一定有主要的功效。即使疾病千變萬化,治療原則始終如一,有條不紊,就像《傷寒雜病論》中的方子一樣。從《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開始,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方子,每個人對方子的理解都不相同,這裡只摘錄方子的主要功效。如果需要增減藥物,可以在原方子後面記錄,並附上我的個人看法。
有些事情在古代不明朗,但後人卻能發現。比如日食有固定的規律,秦漢以前的人無法詳細解釋,到了後世,人們的推算技巧越來越精確,可以推算出上下數千年的日食。腳氣、痘瘡、黴毒等疾病,在古代並不明朗,但在後世,孫思邈和王叔和對腳氣,聶紹先和魏源對痘瘡,陳實功對黴毒,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對世人有很大的幫助。這難道不是疾病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嗎?然而,現在的醫生們墨守成規,不懂得靈活變通,面對疾病束手無策,任由疾病肆虐。醫德何在?難道不愧對古人嗎?這本書就是基於這個原因寫作的。
這種疾病在隋唐時期非常流行,因此當時的支法存、仰道人、深師胡、蘇恭等人創立了論治方法。孫思邈和王叔和兩位前輩,對此病的研究最為精細。在趙宋時期,聖專和聖濟都有相關的方論。嚴用和、陳無擇、張從政、樓全善、王肯堂等人也有各自的見解,但好壞參半。劉完素、李杲、朱震亨、張景嶽等人對這種疾病的看法比較淺薄,我就不多做評價。我以古方為準則,同時參考各家學說,以便進行對比研究。現在我將介紹這種疾病的起因和機制,包括內外因素。病因來自外部的屬於外因,病因來自內部的屬於內因,病因與其他疾病相結合的屬於併發症。就像魏直在痘瘡書中設立的順逆險三個症狀,有助於診斷。
本篇所列的藥量和用水量,都是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的。大致來說,周漢時期的一升,相當於現在的一合多一點。從魏晉開始,每一代的標準都在逐漸變化,到了明朝,和古代的標準完全不同。經過數千年的歷史,經過數代的變化,即使參考古籍,參考古代器物,也只能瞭解大概,無法獲得詳細的信息。因此,在確定藥量的時候,要根據患者身體狀況和疾病嚴重程度來決定,臨時斟酌使用。這就是我不載明具體劑量的原因。
如今,患這種疾病的人比比皆是,我急於救助他們,因此整理了這些資料。雖然我學識淺薄,有些地方理解不夠透徹,有些地方考據不夠到位,但我相信有德行的君子都會有救死扶傷的心願。即使是一些粗淺的言論,如果能夠對他人有所啟發,那就是我的幸運。
於文久元年(1861年)辛酉暮春,今邨亮志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