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之言，古今也。建極於何之時，而為古為今乎？以今而視宋元之時，邈乎古矣，豈可以今言之哉？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而已矣。其於古也，雖有和緩、俞胕、文摯、扁倉等，而其方法不傳，則何以建而為之極乎？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獨作傷寒之論，以傳其方法。

乃其所論也，不惟傷寒，而方法之具，莫正焉；方法之傳，莫古焉。既而其論定於仲景氏，而其書出於仲景氏，則古之於方法，當委之於仲景氏，建以為極而已；又曷議之為？然後之言古方者，或謂周官之遺篇，或謂扁鵲之遺法；此皆不委之於仲景氏，強而議之者也。豈非穿鑿之殊甚乎？

當西晉之時，有王氏叔和，其所著之脈經，蓋出於其獨得之識也。於仲景氏之術，莫或大裨益；惟其務於傷寒論，而傳之於後世者，此其功之偉者也。當唐之時，前有孫氏思邈，後有王氏燾；而孫之撰千金方，王之纂外臺秘要方，各設病門，而傷寒為一門者，既非仲景氏之旨也。

是以雖博輯群方，而不獲其大要，何以盡行之於今乎？故二氏之於方法，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善，有不善。先以獲仲景氏之旨為本，乃適於此而擇之也。其擇在於仲景氏，是為其善者也。不適於此而擇之也，其擇在於己之私，是為其不善者也。夫既擇之以其善者，然後其可以行於今者，僅不過十之一二。乃取其一二，以弘仲景氏之道，則方法之莫不該備焉。於是乎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二氏；我乃呼以為古，不亦可乎？

至宋元之時，有諸名家，亦莫不皆祖述焉。雖然，率囿於素難，不能逾短牆也。而謂古不愜今，遂還轅軛，肇方法於我，而擅攪舊轍；於是乎歧為二途，仲景氏之術幾熄，而專為宋元之流。我乃呼以為今，不亦可乎？

古今之不可妄言也，建之極者為然矣。而今之為宋元之流者，動輒曰：「人之天稟，有古今厚薄之差。」嗟嗟！是何其言之謬乎？夫雖古今異乎，天地萬物，固無有古今。天地萬物既無有古今，而獨人為有古今厚薄之差者，最為無謂矣。

何則？人壽百歲，雖古實稀，故僅載之於史，或傳之於言；然則札瘥短折之人，果其無有乎？古何異於今也？雖今之漸及季衰，而百歲之人，果其無有乎？今何異於古也？豈獨人而有古今厚薄之差乎哉？可謂謬矣。雖然，姑從其說而論之：古之人之果厚，而今之人之果薄；方其有疾也，則治之以藥。藥也者，草木蟲石也。草木蟲石亦與人同，受天地之氣，以生於其間；古今厚薄，亦惟從以移也。則古之人之厚也，必以古之藥；今之人之薄也，必以今之藥。古之所愜，而今何不愜乎？因此而觀之，人與疾與藥，固不出於天地之外而受之氣也。

則古自古，今自今，厚自厚，薄自薄，無不從以移矣。豈取古之藥，而行於今之人乎哉？況於日月之系、星辰之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彌乎萬古萬今，而不竣其政令焉乎？然則於人，亦無古今厚薄之差，可以知矣。惟其於天稟，不在於古今，而在於人人。人人之於厚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