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權
醫之臨術也，有三權焉。何謂三權乎？一曰體位，二曰病位，三曰藥位。體有強壯羸弱之分，病有輕重緩急之勢，藥有大小多少之略。各辨其位，以識之於躬而蔽之，是之為三權也。三權之相持而不愆，是之謂能執術也。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於其中焉。
而臨術之要，全盡於茲，不可不辨矣。若夫體之羸弱，而病之重且急，無乃危乎？病之重且急，而藥之小少，無乃不及乎？病之輕且緩，而藥之大多，無乃過乎？不及之與過，皆其術之已失也。及其甚也，不度強壯羸弱，輕為重，重為輕，緩乎急，急乎緩，小大失宜，多少異處，
豈其不忒乎？及其最甚也，或拘吐方，或泥下劑。拘吐方者，當汗必吐之，當下亦必吐之。泥下劑者，當汗必下之，當吐亦必下之。豈不乖乎？皆取之於己，而不辨三權者也。是以己雖誤之乎，不能自顧，人之爰死也，必歸之於命。嗟乎，誣之殊甚，惟其至於此乎，實己之由。
盍自恥自悔，為後治之戒乎？夫強壯羸弱之於分，輕重緩急之於勢，莫不隨其分之與其勢而制之，其何無大小多少之略也？若果拘泥乎一，則必有如割雞用牛刀者，此謂之過也。又必有似解牛用雞刀者，此謂之不及也。過與不及，固非術也。是故體與病之位在彼，惟藥之位在我也。
非辨我之與彼之位，以識之於躬而蔽之，何以相持而不愆乎哉？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於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於茲，則我將辨之以仲景氏之規則。規則之體於我，三權盡是我之有已，然後如牛刀之直解牛，雞刀之直割雞也已矣。又何取之於己，
而拘泥乎一之為？
【三大權衡】
行醫診治時，有三項關鍵權衡。哪三項？一是患者體質，二是病情特性，三是用藥原則。體質分強健與虛弱；病情有輕重緩急之分；藥物則需考量劑量多寡與藥力強弱。明確辨別這三者，並實際運用於診療中，便是所謂「三大權衡」。唯有妥善協調三者而不偏誤，才稱得上精通醫術。張仲景將脈象症狀歸納於陰陽體系所建立的診療規範，早已涵蓋這三大權衡。
行醫精髓盡在此處，不可不慎。若患者體質虛弱卻病情危重，豈非凶險？病情危急卻用藥輕緩，如何見效？病勢輕微反倒下猛藥，難道不會過度？無論藥不及病或藥過病所，皆屬醫術失準。更甚者，不衡量體質強弱、混淆病情輕重緩急、錯配藥量多寡——
這怎能不出差錯？最嚴重者，有人固執於催吐方，或拘泥於瀉下劑。迷信吐法者，該發汗時仍堅持催吐；該瀉下時也只用吐法。執著瀉下者，當發汗反用下劑，需催吐時仍以下藥攻之。荒謬至此，全因未掌握三大權衡。這般庸醫即使誤治，也渾然不覺，反而將患者死因歸於天命。可嘆哪！如此謬誤，實為醫者之過。
何不以此為恥痛改前非，作為今後行醫戒鑑？體質強弱之分、病情輕重緩急之勢，皆須依其特性調整治療，怎能不懂藥量輕重的權變？若拘泥單一手段，便如同殺雞用牛刀（過度），或似解牛用雞刀（不足）。過與不及俱是醫術未精。須知：體質與病情屬客觀現實，用藥決策權卻在醫者手中。
若不辨明主客觀因素並實際運用，如何能妥善協調而不失誤？張仲景融合脈證於陰陽體系所立規範，本已包含三大權衡。行醫要訣盡在其中，我輩自當遵循仲景之法則。當法則內化於心，三大權衡盡在掌握，便能如用牛刀宰牛、雞刀殺雞般精準。何必固執己見，拘泥於單一手段？
2仁術
後之業醫者，自許以仁術。曰：我之救民之疾苦，之著於今也，不類儒之閒然無事，之邈乎古也。嗟乎，何其言之謬且恣乎！此其視仁也，蓋取諸慈愛惻怛之心也。慈愛惻怛之心，固不足以盡仁矣。夫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固不可言於醫也。何則？先王之御邦家也，貫乎百爾者，特在於仁焉。
無論乎慈愛惻怛之心，使人人各得其所，事乎其事，以安其心，以終其身也。惟仁之化為然。及其化之及也，雨露之所降，舟車之所通，莫遠弗及焉。惟仁之化為然。豈非其至廣至大之難言乎？故仁者，合德與行之名也。雖德與行之名眾乎，莫有出於仁之上焉者也。又豈可言之於醫乎哉？
醫藥之設，肇於先王，則其仁在於先王焉。而醫之所任，不在於仁，而在於其職焉。乃其於職也，猶百工之各以其事，以供上之用，以應下之需也。乃其於術也，亦不能無巧拙。於是分祿秩之差，以為五等，此先王之制也。雖今之不似古之制，而祿秩之差，率從其巧拙，則近之矣。
若其無官祿者，為人治其疾，則人必報之以幣也。或賜祿，或受幣，食於其業則一也。故醫之食於業也，亦猶百工之食於事也。豈可獨私於仁，而緣飾己之小技乎哉？縱令辭其幣，施藥於四鄰，惟是一小惠，未足以煩仁之名也。而今不惟受其幣，而其稍菲薄，或怒而咎之，則惠之名，
猶無有也。而況於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乎？醫之伍之於下，謂為小數小技，非必賤之也。蓋聖人之御邦家也，莫不包裹焉。是以一技之蕞，舉以備數，醫亦與焉。皆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用，廣矣大矣。以此而觀乎彼，則何技之不小乎？此其所以謂為小數小技也。醫之既為我之任也，
系人之命期，則研究之入於腹心，精核之徹於骨髓，而後可以發之於其術矣。是之謂共天職也。然則醫之任於我，孰大焉？故苟居業於此也，豈可小以自視，而賤夫天職乎哉？不可不慎矣。夫醫之任，之系人之命期之重也，不在於仁焉，而在於天職焉。惟天職之慎，而研究精核之務，
夫然後庸與否，有命之在。知命而安焉，雖身為賤業，無害乎為君子矣。又民者，君上之辭也，而非吾儕小人可呼之稱也。已儳業於醫，何免於民？既不免於民，呼人以民，可謂僭妄矣。故民者，非對君上，則不可呼之稱也。因此而觀之，所謂仁術及救民，皆君上之事，而惟儒之所修，
其不可言於醫也審矣。
【仁術】
後世行醫之人，自稱所從事的是「仁術」，說：「我救治百姓疾苦，功績彰顯於當世，不像儒生終日清閒無所事事，也不像他們空談遙不可及的古代理想。」唉！這種言論何其荒謬而狂妄！他們所理解的「仁」，僅限於慈愛憐憫之心。然而，慈愛憐憫固然是仁的一部分，卻遠不足以涵蓋「仁」的全部。
「仁」的內涵至廣至大，難以言盡，更非醫者所能輕易論斷。為何？古時聖王治理國家，統攝百事，核心正在於「仁」。不僅是出於慈愛悲憫，更要讓人人各安其位、各盡其責，使心神安定、終身無憂。這才是「仁」的化育之功。當這種化育之力遍及四方，如雨露潤澤萬物，如舟車通達遠方，無所不至——唯有「仁」能如此。這豈非「至廣至大、難以言喻」的境界？因此，「仁」是德行與實踐的總稱。世間德目雖多，無一能超越「仁」，又豈是醫者所能妄談的？
醫藥的創制源於先王，故「仁」的本源在於先王。而醫者的職責，不在於標榜「仁」，而在於恪守本分。如同百工各司其職，以滿足上層所需、回應百姓所求。醫術亦有巧拙之分，故先王制定五等祿秩制度以區別之。當今雖不復古制，但依醫術高低分配報酬，本質仍相近。
若無官職俸祿的醫者為人治病，患者理當以財物回報。無論受祿或收酬，皆賴此業謀生。因此，醫者靠醫術維生，與工匠憑技藝餬口無異，豈能獨佔「仁」之名義，以此粉飾微末之技？即便拒收酬金、施藥助鄰，不過是小惠，尚不足冠以「仁」之崇高；而今醫者不僅收受報酬，若酬勞微薄甚至惱怒責怪，則連「惠」之名也談不上，更遑論「至廣至大」的仁德？
醫者列於百工之下，被視為「小數小技」，並非輕賤其業。聖王治理天下時，萬業皆包容其中。醫術雖微，仍被納入體制以供所需，此乃聖人之用——既廣且大。由此觀之，哪一技藝不算微小？故醫術稱「小」實因對比所致。然而，醫者既然擔負人命生死之責，便須深入鑽研、透徹掌握，方能施展醫術。此謂「共承天職」。如此重任，豈非至關重大？故投身此業者，萬不可妄自菲薄、輕忽天職，必須謹慎以對。
醫者之責繫於人命，重點不在空談「仁」，而在於敬畏天職。唯有嚴謹鑽研、精益求精，方能聽天命而盡人事。明白此理並安於其分，即便從事業賤之職，亦無礙成為君子。此外，「民」是君主對百姓的稱謂，非我等庶民可妄用。既已淪為醫者，何能自外於「民」？若自身為民卻稱他人為「民」，實屬僭越。故此，「民」若非君主所述，便不可隨意稱呼。
綜上所述，「仁術」與「救民」皆是君主與儒者的使命，醫者無權妄言，其理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