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之研究》~ 卷五 (6)
卷五 (6)
1. 三權
醫之臨術也，有三權焉。何謂三權乎？一曰體位，二曰病位，三曰藥位。體有強壯羸弱之分，病有輕重緩急之勢，藥有大小多少之略。各辨其位，以識之於躬而蔽之，是之為三權也。三權之相持而不愆，是之謂能執術也。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於其中焉。
而臨術之要，全盡於茲，不可不辨矣。若夫體之羸弱，而病之重且急，無乃危乎？病之重且急，而藥之小少，無乃不及乎？病之輕且緩，而藥之大多，無乃過乎？不及之與過，皆其術之已失也。及其甚也，不度強壯羸弱，輕為重，重為輕，緩乎急，急乎緩，小大失宜，多少異處，
豈其不忒乎？及其最甚也，或拘吐方，或泥下劑。拘吐方者，當汗必吐之，當下亦必吐之。泥下劑者，當汗必下之，當吐亦必下之。豈不乖乎？皆取之於己，而不辨三權者也。是以己雖誤之乎，不能自顧，人之爰死也，必歸之於命。嗟乎，誣之殊甚，惟其至於此乎，實己之由。
盍自恥自悔，為後治之戒乎？夫強壯羸弱之於分，輕重緩急之於勢，莫不隨其分之與其勢而制之，其何無大小多少之略也？若果拘泥乎一，則必有如割雞用牛刀者，此謂之過也。又必有似解牛用雞刀者，此謂之不及也。過與不及，固非術也。是故體與病之位在彼，惟藥之位在我也。
非辨我之與彼之位，以識之於躬而蔽之，何以相持而不愆乎哉？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於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於茲，則我將辨之以仲景氏之規則。規則之體於我，三權盡是我之有已，然後如牛刀之直解牛，雞刀之直割雞也已矣。又何取之於己，
而拘泥乎一之為？
白話文：
當醫生在臨牀治療時，有三個主要的考量點，我們稱之為「三權」。這「三權」指的是什麼呢？第一是患者的身體狀況（體位），第二是病情的嚴重程度和緊急性（病位），第三是藥物的使用量（藥位）。患者身體有強壯與虛弱的差異，病情有輕微、嚴重以及緩急的不同，藥物則有大劑量與小劑量的選擇。醫生必須清楚地理解這些位置，並內化到自己的知識體系中，這就是所謂的「三權」。
當「三權」能夠相互配合，不出現錯誤，那麼就可以說醫生掌握了治療的技術。張仲景在《傷寒論》中把脈象和症狀歸納在陰陽理論中，建立了一套規則，「三權」的概念就包含在這之中。
臨牀治療的關鍵，全部都在這裡了，不能不明確地理解。如果患者身體虛弱，但病情嚴重且急迫，那不是很危險嗎？如果病情嚴重且急迫，但使用的藥物劑量卻很小，那不是效果不足嗎？如果病情輕微且緩慢，但使用的藥物劑量卻很大，那不是過度治療嗎？效果不足和過度治療，都是因為治療方法已經出錯了。
更糟糕的是，不考慮患者身體的強壯與虛弱，把輕症當成重症，重症當成輕症，把緩症當成急症，急症當成緩症，藥物的使用量不適合，劑量多寡用錯地方。
這樣怎麼會不出錯呢？更極端的情況下，有的人固守催吐的方子，或者死板地使用瀉下的藥物。固守催吐方子的人，無論病情是否適合，都一定會讓病人嘔吐；死板使用瀉下方子的人，無論病情是否適合，都一定會讓病人瀉下。這樣的做法，難道不違背了醫學原則嗎？這些做法，都是因為只根據自己既定的想法，沒有去區分「三權」的緣故。
因此，即使自己犯了錯，也不能自我反省。當病人死亡，必定會歸咎於命運。唉，這樣的誤解實在太嚴重了，都是因為到了這個地步。確實，這是自己的責任。
為什麼不感到羞愧和後悔，作為後世治病的警戒呢？對於患者身體的強壯與虛弱，病情的輕重緩急，都應該根據患者的情況來調整，怎麼可能沒有藥物使用量的考量呢？如果過於死板，就像用宰牛的刀來殺雞一樣，這就是過度治療。又或者像用殺雞的刀來宰牛，這就是治療不足。過度治療和治療不足，當然都不是正確的治療方式。
因此，患者的身體狀況和病情的位置在對方，而藥物的位置在我們手上。如果不明確地理解我方與對方的位置，並將其內化到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如何能確保不出錯呢？張仲景在《傷寒論》中把脈象和症狀歸納在陰陽理論中，建立了一套規則，「三權」的概念就包含在這之中。
臨牀治療的關鍵，全部都在這裡了。因此，我將按照張仲景的規則來理解這些，將規則融入我的思想中。「三權」的概念將成為我自己的知識。然後，就像用宰牛的刀直接宰牛，用殺雞的刀直接殺雞一樣，就不會再過度依賴自己的想法，而固守某種固定的治療方式了。
2. 仁術
後之業醫者，自許以仁術。曰：我之救民之疾苦，之著於今也，不類儒之閒然無事，之邈乎古也。嗟乎，何其言之謬且恣乎！此其視仁也，蓋取諸慈愛惻怛之心也。慈愛惻怛之心，固不足以盡仁矣。夫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固不可言於醫也。何則？先王之御邦家也，貫乎百爾者，特在於仁焉。
無論乎慈愛惻怛之心，使人人各得其所，事乎其事，以安其心，以終其身也。惟仁之化為然。及其化之及也，雨露之所降，舟車之所通，莫遠弗及焉。惟仁之化為然。豈非其至廣至大之難言乎？故仁者，合德與行之名也。雖德與行之名眾乎，莫有出於仁之上焉者也。又豈可言之於醫乎哉？
醫藥之設，肇於先王，則其仁在於先王焉。而醫之所任，不在於仁，而在於其職焉。乃其於職也，猶百工之各以其事，以供上之用，以應下之需也。乃其於術也，亦不能無巧拙。於是分祿秩之差，以為五等，此先王之制也。雖今之不似古之制，而祿秩之差，率從其巧拙，則近之矣。
若其無官祿者，為人治其疾，則人必報之以幣也。或賜祿，或受幣，食於其業則一也。故醫之食於業也，亦猶百工之食於事也。豈可獨私於仁，而緣飾己之小技乎哉？縱令辭其幣，施藥於四鄰，惟是一小惠，未足以煩仁之名也。而今不惟受其幣，而其稍菲薄，或怒而咎之，則惠之名，
猶無有也。而況於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乎？醫之伍之於下，謂為小數小技，非必賤之也。蓋聖人之御邦家也，莫不包裹焉。是以一技之蕞，舉以備數，醫亦與焉。皆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用，廣矣大矣。以此而觀乎彼，則何技之不小乎？此其所以謂為小數小技也。醫之既為我之任也，
系人之命期，則研究之入於腹心，精核之徹於骨髓，而後可以發之於其術矣。是之謂共天職也。然則醫之任於我，孰大焉？故苟居業於此也，豈可小以自視，而賤夫天職乎哉？不可不慎矣。夫醫之任，之系人之命期之重也，不在於仁焉，而在於天職焉。惟天職之慎，而研究精核之務，
夫然後庸與否，有命之在。知命而安焉，雖身為賤業，無害乎為君子矣。又民者，君上之辭也，而非吾儕小人可呼之稱也。已儳業於醫，何免於民？既不免於民，呼人以民，可謂僭妄矣。故民者，非對君上，則不可呼之稱也。因此而觀之，所謂仁術及救民，皆君上之事，而惟儒之所修，
其不可言於醫也審矣。
白話文：
[仁術]這段文字談的是後世從醫的人，他們自認為是在行仁術，說自己正在解救百姓的病痛，不像那些儒生，只是悠閒地做些古板的事，沒有實際作為。然而，這種想法是多麼錯誤且放肆啊。他們所理解的仁術，不過是出於慈愛憐憫的心，但僅僅有慈愛憐憫之心，是不足以完全體現仁術的深意的。仁術的範圍和意義，廣大且深奧，確實無法單單用醫學來解釋。
醫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帝王時代，當時的仁心就體現在這裡了。而醫生的職責，並不在於追求仁心，而在於他們的專業。他們的專業就像各種工匠一樣，各自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以供應上層的需求，滿足下層的要求。醫術的高低，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待遇，這是古代帝王的制度，即使現代的制度跟古代不同，但待遇的高低仍然跟醫術的好壞有關。
對於那些沒有固定收入的醫生，他們為人治病，人們自然會以金錢回報。接受酬勞或金錢，都是他們靠這個行業謀生的方式。因此，醫生靠這個行業謀生，就跟各種工匠靠工作謀生一樣，他們不能只顧著追求仁心，而忽略了自身的技藝。即使他們拒絕金錢，免費為周遭的人提供藥物，這只是一種小恩小惠，不足以配得上仁心的名號。
然而，有些醫生不僅要求金錢，如果病人給的金錢少，還會生氣，這樣的話，他們連小恩小惠的名聲都得不到，更不用說仁心的廣大深奧了。醫生被視為低層的職業，被稱為小技小術，這並不是貶低他們，而是因為聖人在治理國家時，總是會把所有的小技小術都納入考量，醫學也不例外。這些小技小術，都被聖人善加利用，發揮其作用，由此可見，聖人的智慧確實廣大且深奧。
醫生既然擔負著治病救人的責任，必須深入研究醫學，精確診斷，才能在醫術上有所表現。這就是他們的天職。醫生的責任如此重大，他們怎麼能輕視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天職呢？這絕對是不能忽視的。醫生的責任重大，他們的天職纔是關鍵，而不是仁心。只有謹慎地履行天職，深入研究醫學，精確診斷，才能判斷自己的醫術是否高明，是否符合天命。即使身處低層職業，只要明白自己的天命，也能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
此外，'民'這個詞是君主對臣民的稱呼，不是我們普通人可以隨便使用的。既然選擇了醫生這一行，就難免會被人稱為'民'。既然難免被人稱為'民'，那麼稱他人為'民'就是越權的行為。因此，'民'這個詞，除非對君主而言，否則不能隨便使用。由此可見，所謂的仁術以及拯救百姓，都是君主的責任，只有儒學家才會去研究。這就是為什麼仁術不能單純用醫學來解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