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之以附會。此其書之所以偽撰也。且王燾氏之纂《外臺秘要方》，引《金匱要略》之所載，皆以為《傷寒論》。則此時猶未有《要略》；其果成於唐以降者，益足以證矣。因此而觀之，仲景氏之所傳，惟是《傷寒論》而已。雖然，年逝世更，《傷寒論》亦既非仲景氏之書，乃今之所傳，出於晉太醫令王氏叔和。

當是之時，簡冊之散軼也，憂其遂亡滅，輯集以流之於世。叔和氏之撰次斯論也，雖固無意於攙入其言，以紊其真，而未始上之於梨棗，而公行於天下。則其後之殘缺錯亂，固已太多；而旁發其所窺之意者，展轉謬寫，而混淆正文，以致後人之迷盳亦已不少。夫仲景氏之所載而傳者，

往昔之方術也。乃其於脈證，有名有數，與其行文之法，固不與後之方書同其撰也。藉使叔和氏溷之以其似者，玉石本自有分，又何患其磊砢乎？於是觸類推例，邀之於交互，而臨於左右，拆句頒章，為之段落，則知脈證之具於名數，與其行文之法，果不可同後之方書視之也。

然後流耀而含英，乃珠乃玉，如視諸掌上焉，又何眩曜瓦礫乎？夫脈證者，方之所之也；而術之於變化，未嘗不循其轉機焉。仲景氏之所以規則於萬世也。脈證之於轉機，不可素度也；惟仲景氏能度而察之，察入神焉。處方之於變化，不可素定也；惟仲景氏能定而應之，應致妙焉。

神之與妙，體之於我，而後仲景氏之術，可得而臨於今矣。故欲修仲景氏之術者，此之不可不務焉。欲務於此者，不可不由於規則焉。仲景氏之建規則也，統邪以寒矣；歧為五名，而有內外焉，有輕重焉。陰陽以辨內外；風寒以析輕重。陰陽各三，而其相交者為合，其及者為並。

系之於三陽，盡其變態百出焉，是為三陽三陰也。陽曰浮，陰曰沉；風曰緩，寒曰緊。或數或遲，或滑或澀，以候內外，以診輕重，是為脈之分也。熱五綱而十二名；惡風寒為三道。頭痛頭眩、嘔吐喘咳、疼痛腹痛、腹滿瘀血，及汗之與厥，則各二道；而消渴之與煩躁，則各四道。

燥屎宿食之一而為八；下利之二而為六。精而曰虛，邪而曰實；實為讝語，虛為鄭聲。有正焉，有屬焉，是為證之別也。或先脈而後證，或先證而後脈；脈或兼證，證或兼脈。插以例之辭，於前於後；挈因命證，方證互略，枉而還之，隔而接之，是為行文之法也。夫邪之雖一乎，

殊內外，異輕重，為三為六，自百而千，千轉萬移，莫有窮極。始於傷寒，而終於雜脈證；脈證之具於名數與其行文之法，莫不該備而盡焉。此仲景氏之所建，而萬世之規則也。自非其入神致妙，烏能至於此哉？不可不由以審焉。往昔之方術，儼然可臨於今者若此；藉使叔和氏溷似者於其間，

又何所眩曜，失其真者乎？若徒說脈而遺證，論證而闕方，且追且搜，不中繩墨者，此不直叔和氏之為也。出於其末流之手，亦未可量也。余於是乎擇以斥之，乃余之所類而例也，所擇以斥也。名數之與夫行文之法，舉以辨之，推以正之，所以有辨正之著也。辨正之於著，明於名數為先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