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無言醫案》~ 醫家小傳 (2)
醫家小傳 (2)
1. 醫家小傳
1937年，與張贊臣先生共同主辦「上海中醫專科學校」，聘請謝觀先生擔任名譽校長，陳無咎先生任校長，丁福保、張伯熙先生先後任副校長，先生自任教務主任，張贊臣先生任總務主任。學制為三年制，共舉辦三屆。先生除主管校務外，主講《傷寒論》、《金匱要略》等課程。
在五年辦校過程中，從未缺課，雖大雨滂沱，身衣淋濕，亦闊步上臺講課，受到同學們的愛戴和尊崇。1938年，曾受聘於中華職業學校之中國醫學專修館擔任講席。1939年，先生所撰著的《傷寒論新義》在中華書局出版。1942年，因不屈於日偽政府的登記、造冊，停辦了學校。
1943～1946年，先後編寫、出版了《濕溫傷寒病篇》和《斑疹傷寒病篇》。「濕溫傷寒」指西醫所說的腸傷寒，」斑疹傷寒」為西醫病名，這兩部著作可謂是溫病學早期中西醫學術匯通性的編著」1947年，創辦上海大同療養院，自任院長，請丁福保先生擔任名譽院長，開辦不足二年，因經費不足而停辦。先生長期在上海業醫，經治疑難重病和傷寒、溫病殊多。
由於崇尚經方，傷寒、溫病用石膏、大黃者亦多不勝數。在辨證精審的基礎上，用量大而效驗卓著，不少市民或稱之為「石膏、大黃先生」（經治病例請參看余氏醫案）。故在民國時期，他是國內著名的「經方派」醫家，學術經驗俱富。
先生在上海業醫，曾深受謝觀、陳無咎、丁福保等前輩之教益，而在學術臨床方面，又十分推崇「南北二張」，「南張」指嘉定張山雷，「北張」係天津張錫純）。生平治醫主張「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對於中西醫學，力求貫通融會，故亦有將之列為「匯通派」醫家者。
建國後，先生擁護党和政府的中醫政策。1952年又編寫出版了《金匱要略語譯》，完成了他系統整理、研究仲景著作的夙願，並被認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學說的「三大家」之一（另二家是曹穎甫和陸淵雷）。1954年，先生應邀出席華東及上海市中醫代表會議，他在會上即席發言，並向大會秘書處另寫有關開展中醫工作的四項提案。
1956年春，應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之請，由滬來京主持中醫研究院編審室（其後數年改為文獻研究室）工作，又為衛生部主辦之全國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講授部分課程（《金匱要略》等），還參與審訂中醫九種教材。1957年，無言先生將其父奉仙公遺著《醫方經驗彙編》（解放前由中華書局出版）與其個人醫案著作《翼經經驗錄》刊印合訂本（未公開發行），分增有關人員。
1958年，奉調至北京中醫學院任教，並參加北京中醫學院「十大經典醫著」的編纂設計。此外，還承擔一些中央首長的醫療保健和會診工作。
白話文：
醫家小傳
1937年，他與張贊臣先生共同創辦「上海中醫專科學校」，聘請謝觀先生擔任名譽校長，陳無咎先生擔任校長，丁福保、張伯熙先生先後擔任副校長，本人擔任教務主任，張贊臣先生擔任總務主任。學校為三年制，共開辦了三屆。除了負責學校行政事務外，他還主講《傷寒論》、《金匱要略》等課程。
五年辦校期間，他從未缺課，即使大雨傾盆，衣服濕透，也堅持上課，深受學生愛戴和敬重。1938年，受聘於中華職業學校的中國醫學專修館擔任講師。1939年，他的著作《傷寒論新義》由中華書局出版。1942年，由於拒絕屈服於日偽政府的登記造冊，學校被迫停辦。
1943年到1946年，他先後編寫出版了《濕溫傷寒病篇》和《斑疹傷寒病篇》。「濕溫傷寒」指的是西醫所說的傷寒，「斑疹傷寒」也是西醫病名，這兩部著作是溫病學早期中西醫學術融合的代表作。1947年，他創辦上海大同療養院，擔任院長，並聘請丁福保先生擔任名譽院長，但由於經費不足，不到兩年便停辦。他長期在上海行醫，治療許多疑難雜症、傷寒和溫病。
他崇尚經方，治療傷寒、溫病時常用石膏、大黃，且用量很大，療效顯著，許多市民稱他為「石膏、大黃先生」（詳細病例可參考其醫案）。因此，在民國時期，他是國內著名的「經方派」醫家，學術造詣和臨床經驗都很豐富。
他在上海行醫期間，深受謝觀、陳無咎、丁福保等前輩的教誨，在學術和臨床方面，又非常推崇「南北二張」，「南張」指嘉定張山雷，「北張」指天津張錫純。他一生主張「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力求中西醫學融會貫通，因此也被稱為「匯通派」醫家。
建國後，他支持黨和政府的中醫政策。1952年，他編寫出版了《金匱要略語譯》，完成了系統整理、研究仲景著作的心願，並被認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學說的「三大家」之一（另外兩位是曹穎甫和陸淵雷）。1954年，他應邀出席華東及上海市中醫代表會議，在會上即席發言，並提交了關於發展中醫工作的四項提案。
1956年春，應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的邀請，他從上海到北京，主持中醫研究院編審室（後改為文獻研究室）的工作，還為衛生部主辦的全國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講授部分課程（《金匱要略》等），並參與審訂中醫九種教材。1957年，他將其父奉仙公的遺著《醫方經驗彙編》（解放前由中華書局出版）與其個人醫案著作《翼經經驗錄》合訂出版（未公開發行），分發給相關人員。
1958年，他調到北京中醫學院任教，參與北京中醫學院「十大經典醫著」的編纂工作，此外還承擔一些中央領導人的醫療保健和會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