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籍考》~ 卷七 (12)
卷七 (12)
1. 醫經（七）
絕無異論。大椿雖研究內經。未必學出古人上。遽相排斥。未見其然。況大椿所據者內經。而素問全元起本。已佚其第七篇。唐王冰始稱得舊本補之。宋林億等校正。已稱其天元紀大論以下。與素問餘篇。絕不相通。疑冰取陰陽大論。以補所亡。至刺法本病二論。則冰本亦闕。
其間字句異同。億等又復有校改。注中題曰新校正。皆是。則素問已為後人所亂。而難經反為古本。又滑壽難經本義。列是書所引內經。而今本無之者。不止一條。則當時所見之本。與今亦不甚同。即有舛互。亦宜兩存。遽執以駁難經之誤。是何異談六經者。執開元改隸之本。
以駁漢博士耶。（存目）
自序略曰。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餘生於下塘毓瑞堂。年二十從學於周意庭先生。是歲縣庠入泮。始先祖名余曰大椿字靈胎。至是更名大業。後以欽召稱字。遂以字名。余之習醫也。因第三弟患痞。先君為遍請名醫。余因日與講論。又藥皆親制。醫理稍通。既而四五兩弟又連病卒。
先君以悲悼得疾。醫藥之事無虛歲。家藏有醫書數十種。朝夕披覽。久而通其大義。質之時醫。茫如也。乃更窮源及流。自內經以至元明諸書。廣求博採。幾萬余卷。而後胸有實獲。不能已於言矣。謂學醫必先明經脈臟腑也。故作難經經釋。謂藥性必當知其真也。故作神農本草百種錄。
謂治病必有其所以然之理。而後世失其傳也。故作醫學源流論。謂傷寒論顛倒錯亂。注家各私其說。而無定論也。故作傷寒類方。謂時醫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經方。不明法度也。故作蘭臺軌範。謂醫道之壞。壞於明之薛立齋。而呂氏刻趙氏醫貫，專以六味八味兩方。治天下之病。
貽害無窮也。故作醫貫砭。謂醫學絕傳。邪說互出。殺人之禍烈也。故作慎疾芻言。自此三十餘年。難易生死。無不立辨。怪症痼疾。皆獲效驗。遠近來治。刻無寧晷。制撫河鹽。以及司道各大憲。皆謬以謙辭禮聘。並知其為儒生。有以學問經濟諮詢者。由此而微名上達九閽矣。
乾隆二十五年。上訪名醫於諸大臣。秦大司寇文恭公以臣靈胎對。上頷之。九月大學士蔣文恪公病。上諭中堂。當招徐靈胎診治。公一再遣人聘余。余適以病辭。二十六年正月。上乃下廷諭。命撫軍陳公。即送來京。時余病亦痊。乃就道。至即命與施孫兩太醫同擬方。蔣公病已不可為。
余方欲奏明。適上命額駙福公。問徐靈胎。蔣某病幾時得愈。因密奏曰。過立夏七日則休矣。福公轉奏。上親臨視。見蔣公病果劇。駕回諭秦大司寇曰。徐靈胎學問既優。人又誠實。不知能在京效力否。秦公傳旨。臣聞命之下。感激涕零。自揣年老多病。萬難效力。即懇秦公轉奏。
白話文：
絕無任何異議。徐大椿雖然研究《內經》，但未必學得比古代醫家高明，就這樣相互排斥，我認為不恰當。何況徐大椿所依據的也是《內經》，而《素問》的原本，也就是全元起的版本，已經遺失了第七篇。唐朝王冰才說自己得到了舊版本並補上了，宋朝林億等人校正時，就說《天元紀大論》以下的部分，和《素問》的其他篇章完全不相通，懷疑王冰是用《陰陽大論》來補上遺失的部分。至於《刺法論》和《本病論》這兩篇，王冰的版本也同樣闕漏。
其間文字句讀的差異，林億等人又經過校改，在註解中標明「新校正」，這些都是事實。由此可見，《素問》已經被後人改亂了，反而《難經》保留了古本的樣子。而且滑壽在《難經本義》中，列出此書所引用的《內經》內容，但現在的《內經》版本卻沒有這些內容，而且不止一條。可見當時所見的《內經》版本，和現在的也不太相同。即使有錯漏的地方，也應該兩者都保留，就直接抓住這些來駁斥《難經》的錯誤，這和談論《六經》的人，卻拿開元年間改過的隸書版本，來駁斥漢朝博士，有什麼區別呢？（此段僅做記錄存查）
自序大概寫道：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我出生於下塘的毓瑞堂。二十歲時，跟隨周意庭先生學習，當年考入縣學成為秀才。先祖為我取名余大椿，字靈胎，到這時改名為大業，後來因為被朝廷徵召，以字為名，於是就用靈胎作為我的名字。我開始學醫，是因為我的三弟得了痞病，父親請遍了名醫，我因此每天和他們討論病情，又親自製藥，稍微通曉了一些醫理。不久，四弟和五弟又接連病逝。
父親因為悲傷過度而生病，家裡每一年都離不開醫藥。家中藏有醫書幾十種，我早晚閱讀，久而久之就通曉了其中的大意。用這些醫理去請教當時的醫生，他們卻茫然無知。於是我更深入地追溯醫學的源頭和發展，從《內經》到元明時期的各種醫書，廣泛求取，搜集了幾萬卷，才真正胸有成竹，忍不住想要發表出來。我認為學醫必須先明白經脈和臟腑，所以寫了《難經經釋》。我認為藥性必須知道它的真實效用，所以寫了《神農本草百種錄》。
我認為治病必然有其道理，而後世失去了這種傳承，所以寫了《醫學源流論》。我認為《傷寒論》顛倒錯亂，注釋的人各自堅持己見，沒有定論，所以寫了《傷寒類方》。我認為當時的醫生不研究病因，不區分病名，不了解經方，不明白法則，所以寫了《蘭臺軌範》。我認為醫道衰敗，是從明朝的薛立齋開始的。呂氏刊刻趙氏的《醫貫》，專用六味丸和八味丸這兩個方子來治療天下所有的疾病，遺害無窮，所以寫了《醫貫砭》。我認為醫學已經失傳，邪說紛紛出現，殺人害命的禍害非常嚴重，所以寫了《慎疾芻言》。從此三十多年來，不管是疑難雜症還是生死攸關的情況，我都能立即分辨。奇怪的病症，頑固的疾病，都能夠獲得療效。遠近的人都來找我治病，每天都沒有空閒。各地的制台、撫台、河道總督，以及各級長官，都客氣地聘請我，並且知道我是讀書人，有向我諮詢學問經濟的人，因此我的微薄名聲傳到了京城。
乾隆二十五年，皇上向各位大臣詢問名醫，秦大司寇文恭公向皇上推薦了我徐靈胎，皇上點頭同意。九月，大學士蔣文恪公生病，皇上諭旨中堂，應當召請徐靈胎診治。蔣公一再派人聘請我，我當時因為生病而推辭了。二十六年正月，皇上就下達了廷諭，命令撫軍陳公，立即送我到京城。當時我的病也好了，就啟程前往。到了京城，立即奉命與施、孫兩位太醫一起開處方。蔣公的病已經無法救治了。
我正想向皇上稟明實情，剛好皇上命令額駙福公，來詢問我徐靈胎，蔣某的病什麼時候能夠好？我偷偷地回稟說，過了立夏七天就沒救了。福公轉達了我的回覆，皇上親自前往探視，看到蔣公的病情果然非常嚴重，回宮後諭旨秦大司寇說：「徐靈胎學問既好，人又誠實，不知道他能不能在京城為朝廷效力？」秦公傳達了皇上的旨意，我聽聞後感激涕零。但自認為年老多病，實在難以勝任，就懇求秦公轉達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