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醫匯講》~ 卷三 (5)
卷三 (5)
1. 周思哲
2. 大豆黃卷辯
大豆黃卷，古人罕用。《本草》載其性曰，治濕痹，筋攣膝痛，五臟不足，益氣宜胃，破婦人惡血，除胃中積熱，消水氣脹滿。即《金匱·虛勞門》薯蕷丸，於氣血並補方中佐之，後之著方解者，有宣發腎氣之論，亦未謂其發表也，近來誤作表藥者，其故何歟？蓋因吾吳人喜服輕方，而昔之治病，俱於醫家取藥，有云馬元儀先生預用麻黃湯浸豆發糵，凡遇應用麻黃者，方開豆卷，俾病家無所疑懼，渠得藥投中病，曲以兩全，此心亦良苦矣。
後醫不明細底，竟認豆卷與豆豉同類，公然影射作為表劑，但肆中豆卷豈亦有麻黃湯浸發者乎？即以格致之理論之，豆得水而發糵，或能些微宣濕，亦不能為通用表藥也。若用二三錢之豆卷，即可表汗，世人以此為蔬菜者，每食盈簋，何不汗至亡陽耶？一笑！
白話文：
古代很少使用大豆黃卷這種藥材。《本草》記載它的藥性是，可以治療濕痹、筋脈攣縮、膝蓋疼痛、五臟虛損不足，能夠補益氣力、調和脾胃，還可以破除婦女的惡血、消除胃中的積熱，以及消除水腫脹滿。像是《金匱要略·虛勞門》中的薯蕷丸，在氣血雙補的方劑中會佐用它。後來的醫家在解釋方義時，有人認為它能宣發腎氣，但也沒有說它是發汗的藥物。近來有人誤把它當作發表的藥物，這是什麼原因呢？
大概是因為我們吳地的人喜歡服用藥性溫和的藥方，而且以前看病都是直接去藥店拿藥。據說馬元儀先生預先用麻黃湯浸泡豆子使之發芽，凡是遇到需要使用麻黃的病人，藥方就開立豆卷，讓病人不感到疑惑害怕，這樣他就能用藥治好病，又能兩全其美，這用心也是很良苦了。
後來的醫生不了解其中的緣由，竟然把豆卷和豆豉當成同一類藥物，公開地把它當作發表的藥劑來使用。但是藥店裡的豆卷難道也都是用麻黃湯浸泡發芽的嗎？即使從醫理上來說，豆子吸水發芽，或許能稍微地宣散濕氣，也不能作為通用的發汗藥。如果用二三錢的豆卷就能發汗，那麼世人把它當作蔬菜食用，每次都吃滿滿一碗，怎麼不會汗出到虛脫呢？真是可笑啊！
3. 蔣星墀
4. 瘟疫贅言
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固病之常，若夫疫者，穢惡之氣，互相傳染，吳又可論之詳矣。惟吳氏謂從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謂既由口鼻吸受，肺為出入之門戶，無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熱毒，肺金所畏，每見此症之身熱，先有憎寒，肺先病也；繼而充斥三焦，或有徑入心胞者。所云厲氣，無非鬱熱，是以喻西昌所講瘟、溫二字，未嘗區別，蓋亦有見乎此耳。
況所云「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總不脫一毒字者，其為鬱熱，意在言表矣。更有患此病者，縱飲冷水，亦能大汗而解，此非熱毒之明驗乎？至於疫邪雖解，而肺蓄餘熱，每多咳嗆、肌熱、自汗等證，亦所謂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徵也。
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熱毒，飲其水者，多發疫痢，以痢門常法治之無效，余於治痢方中，加以貫眾之苦寒解毒，無不應手取效，此亦熱毒之一驗也，合併志之。
白話文：
瘟疫這種疾病，並不是像春天溫和、夏天炎熱、秋天乾燥、冬天寒冷那樣的正常現象。瘟疫是由於污穢惡濁的氣互相傳染所造成的，吳又可先生已經詳細論述過了。吳又可認為瘟疫是從口鼻進入人體，直接侵犯到膜原。我認為，既然是由口鼻吸入，肺是氣體出入的門戶，一定會先侵犯到肺。瘟疫都是熱毒，肺金最怕這種熱毒，所以常常看到這種病症，身體發熱之前，會先有怕冷的感覺，這就是肺先發病的現象。接著，熱毒會蔓延到三焦，有時甚至會直接侵入心包。所謂的「厲氣」，其實就是鬱積的熱。這就像喻西昌所說的瘟、溫兩種病，其實沒有差別，大概也是這個原因。
而且，所謂「上焦像霧氣一樣，要用升發的方法來解除毒素；中焦像浸泡的東西一樣，要用疏導的方法來解除毒素；下焦像水溝一樣，要用決洩的方法來解除毒素」，總的來說都離不開一個「毒」字，這表明瘟疫的病因就是鬱積的熱，意思已經很明顯了。更有患這種病的人，即使喝冷水，也能大汗淋漓，然後病情就解除了，這不是熱毒的明顯證據嗎？等到瘟疫的邪氣雖然解除了，但肺中還殘留著餘熱，常常會出現咳嗽、肌膚發熱、自汗等症狀，這也是肺先發病而沒有痊癒的明顯證據。
另外，在乾旱的年份，河水枯竭，太陽又很強烈，河水常常含有熱毒，喝了這種水的人，容易發生疫痢，用治療痢疾的常規方法治療都沒有效果。我在治療痢疾的藥方中，加入了貫眾這種苦寒的解毒藥，幾乎都能立刻見效，這也是熱毒的一個證據，一併記錄下來。
5. 合論丹溪景岳相火大意
丹溪論陽有餘，陰不足，所謂陽者，相火也。景岳駁之，謂陰有餘，陽不足，而著「相火以位」之辨。各樹旗幟，幾如冰炭之不相入矣。嘗舉二者參之，丹溪大旨，本於周子主靜立說，謂相火一動，則五志厥陽之火併煽，煎熬真陰，故東垣目為元氣之賊。此論相火二字，專從後天之變動者言，與景岳之主命門，有源流之別。
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考前哲如褚氏、趙氏，人生先具命門及相火，行陽二十五度之語參之，景岳所云，相得益彰。蓋靜而守位者，此相火，靜則溫養；動而無方者，亦此相火，動則燔灼。譬之天與日，太陽之火也，雖烈而不能焚物，以陽燧取之，不過星星之火，其用即可燎原。
故景岳之說日也，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丹溪之說日而火也，飛走狂越，莫能御之。今將指日為火固失之，而指火為日，亦豈云得乎？《陰陽應象大論》：「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與「少」之別，即兩家宗旨所分，故必合兩家所論，義始完備，若偏執一說，於道失之。
白話文：
朱丹溪認為人體的陽氣是過多的，陰氣是不足的，他所說的陽氣，指的就是相火。張景岳則反駁這種觀點，認為陰氣是足夠的，陽氣才是不足的，並且提出「相火以位」的論點。他們各自堅持自己的看法，幾乎像冰和炭一樣互不相容。我嘗試將兩者的觀點綜合來看，丹溪的主要觀點是基於周敦頤主張靜的理論，認為相火一旦妄動，就會引發五種情志過度的陽火，一起煎熬耗損真陰，所以李東垣稱相火為元氣的賊。丹溪所說的相火，專門指後天變化而產生的妄動之火，與景岳主張的命門之火，有本質上的區別。
「天沒有這種火就不能產生萬物，人沒有這種火就不能生存」，如果參考前人如褚氏、趙氏所說，人出生時就具有命門和相火，以及陽氣運行二十五度等等說法，可以發現景岳的觀點更加貼切。因為靜而安守其位的，才是相火，靜的時候能溫養身體；動而無所拘束的，也是這種相火，動起來就會造成焚燒的損害。這就像天上的太陽，太陽本身是火，雖然強烈但不能直接燒毀東西，但是如果用陽燧取火，即使只是一點點星火，也足以燎原。
所以景岳的觀點像是太陽，如果失去它應有的位置就會折損壽命而無法彰顯作用；丹溪的觀點像是太陽所引發的火，會飛奔亂竄無法控制。如果把太陽比喻成火，當然是不對的，但反過來把火比喻成太陽，也是同樣不恰當。《黃帝內經》說：「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和「少」的不同，正是兩家觀點的分歧所在。所以必須結合兩家的論點，才能使道理完整，如果偏執於其中一方的說法，就會偏離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