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池雜說

明代醫家馮元成所著的《上池雜說》，是一部匯集其醫學思想與臨床經驗的著作，成書於明朝末年（1644年），後被收錄於《中國醫學大成》中，足見其在當時及後世醫學界的地位。本書雖名「雜說」，內容卻條理清晰，共計二十八則，涵蓋醫理探討、辨證論治原則、藥物應用心得及養生保健之道等多個面向，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對醫學的深刻體悟和對時俗醫弊的針砭。

馮元成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其核心醫學觀點：「人以陽氣為主，陰常有餘，陽常不足。」這一論斷貫穿全書，成為他辨證論治和養生保健思想的基石。他批評當時醫界盛行的「補陰」風氣，認為一味使用黃柏、知母、地黃等寒涼藥物助陰抑陽，對於因陽氣虧損導致的虛勞、疲怠、眩暈、痺塞、諸厥等症狀，無異於雪上加霜。馮氏強調，人體的一切生命活動，如飲食、男女、居處、運動，皆依賴陽氣發動，而陰氣則隨陽氣運行並主持血液。因此，陽氣損傷時，應當溫補，使陽氣旺盛，方能祛除百病。這種重陽思想，與某些強調滋陰學派形成對比，反映了晚明時期醫學流派的多元與爭鳴。

在論治方法上，馮元成推崇仲景等古代名醫的簡潔方劑思想。他批評時下醫生開方動輒二十餘味藥，成分繁多，藥性複雜，醫者自身往往難以完全掌握藥性間的「刑反忌宜」，容易造成藥物之間的相互抵觸或過度偏性，反而為害不少。他認為，病情的變化是有限的，故治療方法也應當相對有限，應當「審因施治」，根據病因和病情採用吐、利、汗、下、解表、攻裡等基本治法，並恪守古方，靈活加減一二味藥即可，不應隨意臆造複雜方劑。這一觀點，體現了他對經典醫學的尊重和對簡潔有效治療的追求。

更為獨特且引人注目的，是馮元成對於使用「猛利」藥物的態度。他觀察到許多醫生懼怕使用附子、大黃這類藥性峻猛之品，認為它們是「狼虎之藥」，只敢使用藥性平緩的藥物，視為「醫中王道」。馮氏駁斥了這種觀點，認為不敢使用猛烈之藥的醫生，往往是未能深入理解脈理，不明病情虛實輕重所致。他舉例證明，如鄭澹泉用棗附丸治癒經年脾泄，謝蚪蜂服枳殼大黃丸反使體質充實，以及吳附子用大熱劑治癒久治不癒的眼疾等，都說明藥性之宜於人，關鍵在於是否對證。特別是在處理瘡毒屬陰、久病虛極之症時，馮氏強調有時必須使用天雄、附子等生用或大劑量的熱藥，方能回陽救逆，認為這類情況稍有遲疑，便可能生死立判。這段論述，展現了馮元成作為一名臨床醫家的大膽和識見，也提示了辨證施治的靈活性和必要時應有的果斷。

《上池雜說》亦深入探討了情志與疾病的關係。馮元成引用邵堯夫「百病起於情」的說法，詳細闡述了喜、怒、哀、勞、驚、思、欲、寒、靈等不同情志（或受外界因素影響的生理反應）如何影響氣機，導致氣散、氣升、氣消、氣耗、氣亂、氣結、氣傾、氣收、氣泄，進而引發各種疾病。他強調「人生以氣為主」，情志過度則耗傷氣機。因此，養生之道貴在「保性而不任情」，亦即涵養本性，節制情志，這才是養氣延年的重要方法。這一觀點，與中醫「整體觀」和「未病先防」的思想一脈相承。

對於久病復發、纏綿不癒的情況，馮元成歸結為「陽衰而不能制疾」。他批評一味地攻擊病邪（如反覆瀉下），而非顧護正氣。他認為，病情緩解後，應當立即「頤神養性，放下萬緣，調息百日，以生陽氣」，待陽氣旺盛，陰邪自不能侵擾，舊疾也無從復作。若病剛見輕就急於應酬活動，陽氣未復，病邪便容易捲土重來，甚至危及生命。這段論述，不僅是對臨床治療後恢復期的指導，更體現了對人體正氣（陽氣）在康復過程中決定性作用的認識。

書中還結合自身體會，探討了元氣與脾氣的關係。馮元成認同「元氣與脾氣原無二致」的說法，認為元氣充足則脾氣健運，能更好地磨運飲食水穀，反之，元氣虛弱則脾氣失運，導致脹滿、痞氣等脾眚之疾。他結合自身幼年抱病經歷，印證了東垣關於氣聚脾中作脹的論述，並引述《醫學拾遺》關於溫中降熱以治痞、以及產後論關於中焦虛弱、氣失所依而上奔的觀點，豐富了對脾胃病機和治法的認識。

《上池雜說》後附有「屢驗良方」，收錄了包括太極光、紺雪丹、口疳散、青蓮散、臌症第一方、金彈丸等針對特定病症的方劑。這些方劑有些成分複雜，且包含礦物、動物藥材（如水銀、硫黃、珍珠、蜈蚣、巴豆等），這與前文批評複雜方劑似有矛盾之處。然而，細觀這些方劑，它們往往是針對急重症或頑固性疾病，且多使用藥性峻猛之品（如太極光、金彈丸），這恰恰印證了馮元成在前文強調的——「藥籠中物，何所不可用，貴當病情耳」以及必要時需大膽使用「猛利」藥物的思想。這些具體方劑，可以視為馮元成醫學思想在臨床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展示了他如何將理論應用於解決實際問題。

總而言之，《上池雜說》是明末醫家馮元成的一部寶貴著作。他立足於「陽氣為本」的核心醫學觀點，對當時醫界盛行的偏頗療法提出批評；他推崇簡潔有效的古方，但也敢於突破常規，主張根據病情大膽使用猛利藥物；他將情志納入病機分析，強調養氣延年；他關注臨床實際，結合個人體會和前賢論述，探討脾胃病機等問題。書中所附方劑，更是其醫學思想的臨床驗證。儘管篇幅不長，但其內容廣泛，思想深刻，既有對傳統醫學精髓的繼承，也有結合臨床實踐的創新與見解。對於研究明代醫學思想、了解馮元成的學術觀點以及探究中醫辨證論治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啟示意義。這部著作，不僅是馮元成醫學成就的體現，也是中國醫學史上一份值得深入研究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