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十六卷》~ 卷十一·文十一 (4)
卷十一·文十一 (4)
1. 合論顧景文《溫證論治》、吳鞠通《溫病條辨》
《溫證論治》在華邵輩所編《臨證指南》之外，乃顧景文者假託葉先生之語，而刻於唐笠三《吳醫匯講》者也。唐刻有小引云：先生遊於洞庭山，門人顧景文隨之舟中，以當時所語信筆錄記。一時未經修飾，是以辭多佶屈，語亦稍亂，讀者未免眩目。不揣冒昧，竊以語句稍為條達，前後少為移掇，惟使晦者明之。
而先生立論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據此則所刻云云。已經唐氏加以刪潤，尚且如此不堪。然則顧景文之原本當更何如？不意託名大醫，便能行世。貯春仙館刻之、拜石山房刻之、種福堂又刻之，而其貽禍於病人者，直如此其大也。顧所記名曰《溫證論治》，而章虛谷樂為之注，改其名為《外感溫熱》。
王孟英又樂取之，謂仲景所論溫熱是伏氣，葉氏所論溫熱是外感，故以「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十二字揭之篇首，以自別異。果如其說，則所稱溫熱者不過小小感冒，即俗所謂小風熱、小風溫，如目赤，頤腫，喉梗，牙疼之類。卻只須辛涼輕劑，其病立愈。然何以不出數日，遽入心包，為一場大病，以至於死？若不數日而病即入心既可死者，則必非如其所說只須輕劑之辛涼。
且何以如其所言，不即愈於辛涼之輕劑耶？夫其所謂熱入心包者，不可謂世無其病也，然總不在僅稱外感，僅病及肺，僅用此無名輕劑之時。是故古之人不輕言熱入心包也。而顧其姓者，確鑿言之若此，跡其所以有是作者，似欲以所用輕劑愈人之病也，似又欲以所用犀角愈人之病也。
乃用其所謂輕劑而病不解，漸欲入營，血液受劫，心神不安，斑點隱隱，即隨其所用不言何物之輕劑，次第而來。然則用輕劑而液受劫者，輕劑不可用矣。用其所謂犀角而斑出熱不解，胃津告亡，膚冷至一晝夜，僅僅未成脫證，亦即隨其視同花露之犀角，次第而來。然則用犀角而津告亡者，犀角又不可用矣。
此皆顧景文自己所說，皆顧景文自已所告人。夫病之教人以必用此藥，教人以必不可用他藥者，不過恐以他藥使病增重，不過欲以此藥使病速愈，不過期其後此之種種惡候，一用此藥盡消彌於無形，故必諄諄告誡，不憚煩言，餉遺來學。而人之生其後者，有心濟世，樂為之反復引申，一刻再刻，使其愈病之法，昭然若發聾振瞶。
而惟恐其弗傳，斷無因其用此法則液受劫、用此法則津告亡，而謂此劫液亡津之法有未可任其不傳者，然而後之人則必用其法矣。一用其法，則所說液劫津亡者，即於初用輕劑、接用犀角時預言之而無不準。若有先見者然，並恐不用其法，則血液未定受劫，胃津未定告亡，而所謂先見者便不十分穩足，何由取信於病家？此所以生其後者，萬不肯不用其法也。人心愈幻，其法愈巧。
白話文：
顧景文《溫證論治》一書，並非葉天士親筆所著，而是其門人顧景文根據葉天士在洞庭湖上的談話記錄整理而成，並由唐笠三收入《吳醫匯講》。唐笠三在書中自述，因原文辭句艱澀，故略加潤飾，但仍保留了葉天士的原意。然而，即使經過唐氏的刪潤，書中內容仍顯得粗糙不堪，可想見顧景文原本的記錄更加雜亂。這本書卻被許多人刊刻流傳，造成許多病人受害。
顧景文這本書原名《溫證論治》，後經章虛谷改名為《外感溫熱》。王孟英更認為，張仲景所論溫熱是伏氣，而葉天士所論溫熱是外感，便在書前加了「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十二字，以區別二者。如果按照這個說法，書中所講的溫熱不過是普通感冒，只需服用辛涼輕劑即可痊癒。但為何短時間內病情會迅速惡化，甚至危及生命？若病情發展如此迅速，輕劑又怎能奏效？
所謂「熱入心包」的病症確實存在，但絕非僅僅是外感，僅僅是肺部受邪，僅僅用輕劑就能解決的。古人之所以很少提及「熱入心包」，是因為這並非輕易就能診斷的病症。顧景文書中所述，似乎既想推崇輕劑，又想推崇犀角。但實際上，使用輕劑後病情不見好轉，反而進一步發展，出現血液受損、心神不安、斑點等症狀。使用犀角後，也可能出現津液耗竭、膚冷等症狀，甚至危及生命。
這些都是顧景文書中自己描述的病例，也是他親身經歷的。之所以如此強調某些藥物的使用，並告誡不能使用其他藥物，可能是為了避免病情加重，並強調該藥物能迅速治愈，並且能預防後續的嚴重症狀。後世之人為求濟世，不斷重印此書，使這些治病方法廣為流傳。
然而，顧景文書中所述的「液受劫」、「津告亡」等情況，卻在使用輕劑和犀角後應驗了。這似乎像是預言一般，讓人不得不信服。如果不用他所提倡的方法，就無法預知病情發展的嚴重性，難以取信於病人。因此，後世之人便紛紛採用他的方法，使得這種治病方法越發盛行，也越來越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