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十六卷》~ 卷一·文一 (7)
卷一·文一 (7)
1. 六氣大司天上篇
後此吳又可論瘟疫，周禹載論溫熱暑疫，多用寒涼，均值天啟四年第七十三甲子風火用事時。故在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第七十四甲子火燥運中遵之多效。至乾隆九年，第七十五甲子，運值濕寒，其氣已轉，而醫循故轍施治多乖。樸莊先生《傷寒論注》成於乾隆甲寅，以寒涼之治謂不合濕土寒水之運，公之所治無不以溫散溫補見長，蓋公固明於大司天之六氣，而自知其所值為濕寒也。若與公同時人，則但樂於用溫適與時合，而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
其後嘉慶九年，甲子為第七十有六，屬於少陽相火、厥陰風木，則為火風之歲。及餘生於嘉慶戊寅，中年以後，肆力於醫。逮今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又為陽明燥金、少陰君火用事，時上元之氣未至而至，故於二年癸亥，上海一隅霍亂盛行，盡為熱證。時醫以其手足厥逆，競用丁、附、桂、姜，入口即斃。
余於甲子年獨以石膏、芩、連，清而愈之，或以涼水調膽礬吐而愈之。證以我躬親歷，而病之各隨司天以變者，彌益顯然。自此至今，所遇時邪莫非溫熱，大都以涼散、以寒瀉者愈之為多。以余所值燥火之運而宜寒涼，則風燥二火之亦宜於涼。寒濕、濕寒之必宜於溫，概可推矣。
由是而知仲景之用青龍、白虎湯也，以其所值為風火也。守真闢朱肱用溫之誤，申明仲景用寒之治為三已效方，三一承氣也。以其所值為燥火也。東垣以脾胃立論，專事升陽者，以其所值為寒濕也。丹溪以知、柏治腎，專事補陰者，以其所值又為火燥也。明乎此，而知古聖昔賢著書立說都是補偏救敝之人。
仲景為醫中之聖，師表萬世，黃芩、白虎即守真所本也；建中、理中即東垣所本也；炙甘草湯、黃連阿膠湯即丹溪所本也。補瀉溫涼，各隨其運。設以守真而遇濕寒決不偏於寒涼，東垣而遇風燥決不偏於溫補，丹溪而遇寒濕決不偏於清滋。乃讀其書不論其世，因而不知其人。
輒謂如某者偏於涼，如某者偏於溫。孰能知法固非偏，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於偏哉。此無他，皆坐不講司天故也。
白話文：
六氣大司天上篇
吳又可論瘟疫，周禹載論溫熱暑疫，多用寒涼的方法，正好是天啟四年（庚子年，甲子風火運）風火盛行的時期，因此在康熙二十三年（癸卯年，甲子火燥運）火燥之年沿用此法也多有奏效。到了乾隆九年（己酉年，甲子濕寒運），運勢轉為濕寒，但醫生們仍然沿用舊法，治療效果就差強人意了。樸莊先生（張山雷）的《傷寒論注》完成於乾隆甲寅年（1744年），他認為寒涼療法不適合濕土寒水的運勢，他本人所用的治療方法，多以溫散溫補為主，這是因為他明白大司天六氣的運作，知道當時是濕寒之運。與他同時代的醫生，雖然也樂於採用溫和的治療方法，與時節相符，卻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後來到了嘉慶九年（甲子年，第七十六個甲子），屬少陽相火、厥陰風木，是火風之年。我（作者）出生於嘉慶戊寅年（1798年），中年以後致力於醫術，直到同治三年（1764年，第七十七個甲子），又逢陽明燥金、少陰君火當令，上元之氣提前到來，所以同治二年癸亥年（1863年），上海地區霍亂盛行，都是熱證。當時的醫生見病人手足厥逆，便紛紛使用附子、乾薑、桂枝、丁香等溫熱藥物，結果病人服藥後立刻死亡。
我在甲子年（1864年），卻獨自使用石膏、黃芩、黃連等寒涼藥物治療，病人就痊癒了；或者用涼水調和膽礬讓病人嘔吐，也得以痊癒。我親身經歷，足以證明疾病的變化都隨著司天之氣而改變。從那時至今，我遇到的時邪大多是溫熱病，大多數醫生用涼散寒瀉的方法治療，效果很好。我所處的是燥火之運，適合寒涼療法，那麼風燥二火也適合寒涼；寒濕、濕寒之運必然適合溫補，這都可以推論出來。
由此可知，張仲景使用青龍、白虎湯，是因為當時是風火之運；朱肱用溫熱法治療是錯誤的，守真（李東垣）糾正了這個錯誤，說明張仲景用寒涼的方法治療風火，是有效的，像三已效方、大承氣湯之類。這是因為當時是燥熱之運。李東垣以脾胃為論治的基礎，專事升陽，是因為當時是寒濕之運；朱丹溪用知母、黃柏治療腎臟疾病，專事補陰，是因為當時是火燥之運。明白了這些，就知道古代聖賢著書立說，都是針對當時的偏弊而提出的治療方法。
張仲景是醫學聖人，是萬世的師表，黃芩、白虎湯是守真（李東垣）所尊崇的；建中湯、理中湯是李東垣所尊崇的；炙甘草湯、黃連阿膠湯是朱丹溪所尊崇的。補瀉溫涼，都應隨著當時的運勢而改變。如果讓李東垣遇到濕寒之運，他決不會偏向寒涼；如果讓李東垣遇到風燥之運，他決不會偏向溫補；如果讓朱丹溪遇到寒濕之運，他決不會偏向清滋。然而，讀他們的書卻不考慮當時的時代背景，因此就不知道他們用藥的道理。
有人說某某人偏向寒涼，某某人偏向溫補，這是不對的。他們的治療方法本身並非偏頗，只是不懂得運用治療方法的人才會自陷於偏頗。這沒有別的原因，都是因為不懂得大司天六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