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風斠詮》~ 中風斠詮卷第一 (37)
中風斠詮卷第一 (37)
1. 第十節，論張伯龍之《類中秘旨》
然似此海市蜃樓，最易淆惑後學，實是吾國醫學中之黑暗境界。惟喻氏於此方之後，謂腎虛舌不能言者，以此方去羌、防，加熟地、首烏、杞子、甘菊、麻仁、天冬，治之獲效云云，則即是腎氣下脫之證，所以桂、附、熟地、首烏、杞子，恰合分寸。然豈不與原方之治風入脾臟云云大相刺謬？須知嘉言定此加減之法，亦是模仿河間地黃飲子之意。
然雜入羚角，又與下脫之虛證不合，且不用遠志、菖蒲，則濁痰上泛喘促者，又將何以治之？尚是模仿河間而失其神髓，固不若地黃飲子之自有一種病情可以得效也。蓋嘉言於此證之內因外因，為虛為實，全未了了，不過以意逆之，自以為是，其實大是隔膜，殊不適用。
〔批〕（謂嘉言於中風一門，竟未知其內因外因，孰虛孰實，是他人所不敢言，而亦必不能言者，然豈獨嘉言一人在暗中摸索耶？）壽頤嘗謂嘉言之書，筆鋒銳利，言之足以成理，令人不能窺見其隱，是其生平之所長，可以先聲奪人，實則多是理想，殊少實驗。蓋此公是前明遺老，初非醫學專家，鼎革之後，遁跡於醫，又遁跡於禪，有托而逃，品行甚高，本不必以技術中之一席為重。若就醫言醫，頤終以為強詞奪理者太多，必非此道中三折肱之真實學問。
（嘉言論溫病，附會經義，泥煞少陰，近賢陸九芝謂其有可殺可剮之罪，誠非苛論。然其《醫門法律》及《寓意草》，亦可理想之辭，未可盡信）若《素問》所謂煎厥、薄厥、大厥之證，則是氣血上菀，肝陽甚熾，勢焰方張，其忽然舌謇言糊、肢廢不用者，正是氣火上升，腦神經失其功用之候，正與腎氣下脫之無氣以動、喑不成聲者，一實一虛，極端相反，而謂可用桂、附、萸、戟等溫腎陽藥，以助其氣火之升浮，更可用冬、地膩滯，以增其痰涎之壅塞乎？然古人不知有腦神經之作用，恆有誤實為虛，亂投附桂者，其害人亦已不少。
而庸流無識，一見音喑肢廢，謬謂少陰不至，輒欲以劉氏、喻氏之成方，倉猝誤投，助其氣火痰濁，一蹶不復，猶謂吾能善讀《素問》、善用古方，而病終不治者。則少陰不至，內奪而厥，本是極虛極壞之證，所以桂附回陽，尚是鞭長莫及，雖日殺數人，而終不自知其抱薪救火、焦頭爛額之咎，最是黑暗地獄。較之漢唐之慣用續命湯者，說理又精深一層，豈知玄之又玄，仍在五里霧中，癡人說夢。
此地黃飲子、資壽解語二方，所以極少對藥之病，而浪用之於昏瞀暴僕者，未必皆效，甚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在他人不知有神經之病，其誤猶有可諉。而伯龍氏既發明之，奈何猶有此模糊疑似之見存於胸臆，則既誤少陰不至之厥與大厥、薄厥之厥同為一類，而復誤讀立齋、景岳、養葵之書，欲以滋填補腎治此大厥、薄厥之病，乃遂誤認地黃飲子可治少陰不至之厥者，亦可治此大厥、薄厥之厥，而竟不悟其一是腎陰下脫，一是浮陽上冒，病情既若天淵，下脫者自宜溫補滋填，上冒者惟有潛降鎮攝，治法亦如霄壤。則伯龍於此，尚未分析清楚，所以語氣含糊，實是不可為訓。
白話文：
然而像這樣虛幻不實的景象，最容易混淆誤導後來的學者，實在是我國醫學中的黑暗領域。只有喻氏在這個方子之後，說腎虛導致舌頭不能說話，用這個方子去掉羌活、防風，加上熟地、首烏、枸杞、甘菊、麻仁、天冬，治療後有效，這其實是腎氣下脫的症狀，所以桂枝、附子、熟地、首烏、枸杞這些藥材的配比才是恰當的。然而這豈不是和原方所說的治療風邪侵入脾臟的說法大相矛盾嗎？要知道嘉言所定的這個加減方法，也是模仿河間學派的地黃飲子。
然而加入羚羊角，又和腎氣下脫的虛證不相符，而且不用遠志、菖蒲，那麼痰濁上湧導致喘促的情況，又要如何治療呢？這還是模仿河間學派但失去了其精髓，遠不如地黃飲子本身針對特定病情有效。嘉言對於這個證的內因外因、虛實情況，完全沒有搞清楚，只是憑自己的想法去推測，自以為是，實際上差距很大，很不適用。
（批語：嘉言對於中風這個病，竟然不知道它的內因外因，哪裡虛哪裡實，這是其他人不敢說，也說不清楚的。難道只有嘉言一個人是在黑暗中摸索嗎？）壽頤曾經說過，嘉言的書，文筆犀利，說出來的話很有道理，讓人無法看穿他的真實想法，這是他一生的長處，可以先聲奪人，但實際上很多都是理想化的，很少有實際驗證。這個人是明朝的遺老，本來就不是醫學專家，改朝換代後，就隱居行醫，後來又隱居修禪，這是一種託詞逃避現實的行為，品行很高尚，本來不必把醫學技術看得很重要。如果單從醫學角度來講，我始終認為他強詞奪理的地方太多，絕對不是在醫學領域中經過多次失敗才得出的真實學問。
（嘉言談論溫病，附會經書的解釋，死守少陰病，近代的陸九芝說他罪該處死，這並非過分之言。然而他的《醫門法律》和《寓意草》，也只是一些理想化的言辭，不可全信。）《素問》所說的煎厥、薄厥、大厥這些病證，是氣血上壅，肝陽過盛，氣勢旺盛的時候，突然出現舌頭僵硬說話不清、肢體癱瘓不能動彈，正是氣火上衝，腦神經失去作用的表現，這和腎氣下脫導致無力活動、聲音嘶啞的症狀，一實一虛，完全相反。怎麼能用桂枝、附子、吳茱萸、戟等溫腎陽的藥物，來助長其氣火的升浮，又用天冬、熟地這些滋膩的藥物，來增加痰涎的壅塞呢？然而古人不知道腦神經的作用，常常把實證誤認為虛證，胡亂用附子、桂枝，害人不少。
而那些平庸無知的人，一看到聲音嘶啞、肢體癱瘓，就錯誤地認為是少陰病虛衰，隨便就用劉氏、喻氏的成方，倉促地誤用，助長了氣火和痰濁，導致病情一發不可收拾，還說自己很會讀《素問》、很會用古方，但最終還是治不好病。所謂的少陰病虛衰、內奪而厥，本來就是非常虛弱危重的證候，即使使用桂枝、附子來回陽，也是鞭長莫及，即使每天害死幾個人，也始終不認為自己是抱薪救火、自取滅亡，這是醫學中最黑暗的地獄。比起漢唐時期習慣用續命湯的醫生，說理又精深了一層，卻不知道其中的奧秘，仍然是在五里霧中，說著癡人說夢的話。
這個地黃飲子、資壽解語這兩個方子，之所以很少對證用藥，而被隨意地用於昏迷、突然倒地的人，未必都有效，甚至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在別人不知道神經疾病的情況下，犯錯還可以推卸責任。而張伯龍既然已經闡明了神經的作用，為什麼還會有這種模稜兩可的觀點存在於心中呢？他既錯誤地把少陰虛衰的厥和煎厥、薄厥、大厥的厥混為一談，又錯誤地理解了李時珍、張景岳、趙養葵的書，想用滋補腎陰的方法來治療煎厥、薄厥、大厥的病。於是就錯誤地認為地黃飲子可以治療少陰虛衰的厥，也可以治療煎厥、薄厥、大厥的厥。卻不知道一個是腎陰下脫，一個是陽氣上浮，病情天差地別，下脫的當然應該溫補滋填，上浮的只能潛降鎮攝，治療方法也像天壤之別。張伯龍在這方面沒有分析清楚，所以說話含糊不清，實在是不能作為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