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之研究》~ 卷五 (3)
卷五 (3)
1. 三權
醫之臨術也。有三權焉。何謂三權乎。一曰體位。二曰病位。三曰藥位。體有強壯羸弱之分。病有輕重緩急之勢。藥有大小多少之略。各辨其位。以識之於躬而蔽之。是之為三權也。三權之相持而不愆。是之謂能執術也。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於其中焉。
而臨術之要。全盡於茲。不可不辨矣。若夫體之羸弱。而病之重且急。無乃危乎。病之重且急。而藥之小少。無乃不及乎。病之輕且緩。而藥之大多。無乃過乎。不及之與過。皆其術之已失也。及其甚也。不度強壯羸弱。輕為重。重為輕。緩乎急。急乎緩。小大失宜。多少異處。
白話文：
醫者在實際行醫時，必須掌握三個權衡，才能得心應手。這三個權衡分別是：
一、體位： 患者的體質，有強壯、虛弱之分。
二、病位： 疾病的狀態，有輕重緩急之別。
三、藥位： 藥物的劑量，有大小多少之區別。
醫師必須仔細辨別患者的體質、疾病狀態和藥物劑量，才能對症下藥，避免誤診誤治。這就是所謂的三權。
當醫師能夠將這三權相互配合，並能精準掌握，才能稱得上是真正懂得行醫之道。張仲景先生在《傷寒雜病論》中，以陰陽為基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診斷和治療原則。這三權的精髓，其實就包含在張仲景先生的理論之中。
因此，行醫的關鍵，就在於精通這三權，不可忽視。
例如，如果患者體質虛弱，卻患上重症急症，就非常危險。若患者病情重且急，但藥物劑量太小，就可能治癒不及時。反之，若患者病情輕微緩慢，但藥物劑量太大，則可能造成過度治療。
藥物劑量不足或過度，都是行醫失誤的表現。更嚴重的錯誤是，不分患者體質，輕症當重症治，重症當輕症治，急症當緩症治，緩症當急症治，或藥物劑量不當，這些都是不可取的。
豈其不忒乎。及其最甚也。或拘吐方。或泥下劑。拘吐方者。當汗必吐之。當下亦必吐之。泥下劑者。當汗必下之。當吐亦必下之。豈不乖乎。皆取之於己。而不辨三權者也。是以己雖誤之乎。不能自顧。人之爰死也。必歸之於命。嗟乎。誣之殊甚。惟其至於此乎。實己之由。
盍自恥自悔。為後治之戒乎。夫強壯羸弱之於分。輕重緩急之於勢。莫不隨其分之與其勢而制之。其何無大小多少之略也。若果拘泥乎一。則必有如割雞用牛刀者。此謂之過也。又必有似解牛用雞刀者。此謂之不及也。過與不及。固非術也。是故體與病之位在彼。惟藥之位在我也。
白話文：
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到了最严重的程度，要么用拘吐方，要么用泥下剂。拘吐方，应该发汗就吐，应该泻下也吐；泥下剂，应该发汗就泻下，应该吐也泻下。难道不矛盾吗？都是从自身出发，而不辨别三权。因此，即使自己误了，也不能自救。人们临死时，往往归咎于命运。唉，冤枉得太厉害了！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自身的原因。
难道不应该自愧自悔，作为以后治疗的警戒吗？强壮、羸弱分属不同的体质，轻重、缓急各有不同的形势，都应该根据体质和形势来制定治疗方案。怎么可以没有大小多少的策略呢？如果一味地拘泥于一种方法，就必然会出现像用牛刀割鸡一样的情况，这叫做过；也必然会出现像用鸡刀解牛一样的情况，这叫做不及。过与不及，都不是真正的医术。所以，体质和疾病的状况在患者身上，而药物的作用在我这里。
非辨我之與彼之位。以識之於躬而蔽之。何以相持而不愆乎哉。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於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於茲。則我將辨之以仲景氏之規則。規則之體於我。三權盡是我之有已。然後如牛刀之直解牛。雞刀之直割雞也已矣。又何取之於己。
而拘泥乎一之為。
白話文：
不應該只分辨自己和別人的位置，這樣只會用自己的理解去掩蓋真相。怎麼才能互相扶持而不犯錯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將脈證歸納於陰陽，建立了醫治疾病的規則。三權（指辨證、施治、預防）都包含在其中，而醫術的精髓也都集中於此。因此，我將按照張仲景的規則辨證，規則的精髓在我心中，三權也都在我手中，就像用牛刀直接解剖牛，用雞刀直接分割雞一樣，又何必再從自身去尋找呢？
但也不要拘泥於某一種方法。
2. 仁術
後之業醫者。自許以仁術。曰我之救民之疾苦之著於今也。不類儒之閒然無事之邈乎古也。嗟乎。何其言之謬且恣乎。此其視仁也。蓋取諸慈愛惻怛之心也。慈愛惻怛之心。固不足以盡仁矣。夫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固不可言於醫也。何則。先王之御邦家也。貫乎百爾者。特在於仁焉。
無論乎慈愛惻怛之心。使人人各得其所。事乎其事。以安其心。以終其身也。惟仁之化為然。及其化之及也。雨露之所降。舟車之所通。莫遠弗及焉。惟仁之化為然。豈非其至廣至大之難言乎。故仁者合德與行之名也。雖德與行之名眾乎。莫有出於仁之上焉者也。又豈可言之於醫乎哉。
白話文：
後來的醫生，都自詡以仁術行醫，說他們能救濟百姓疾苦，功績留傳後世，不像儒生那樣閒暇無事，只沉溺於古籍。唉，他們的話真是錯誤又任性！他們所說的仁，不過是來自慈愛惻怛之心，而慈愛惻怛之心，並不足以涵蓋仁的全部。仁的廣大深奧，難以言喻，更不可能用醫術來體現。為何？因為先王治理國家，貫穿百事萬物，都要以仁為本。
不論是慈愛惻怛之心，還是讓人各得其所，安於其事，以終其身，只有仁德的教化才能做到。仁德的教化，如同雨露滋潤大地，如同車船通行四方，無遠弗屆。只有仁德的教化才能做到。難道仁的廣大深奧，難以言喻嗎？所以仁是德與行的最高境界，雖然德與行的名稱很多，但沒有比仁更高的境界了。醫術又如何能體現仁呢？
醫藥之設。肇於先王。則其仁在於先王焉。而醫之所任。不在於仁。而在於其職焉。乃其於職也。猶百工之各以其事。以供上之用。以應下之需也。乃其於朮也。亦不能無巧拙。於是分祿秩之差。以為五等。此先王之制也。雖今之不似古之制。而祿秩之差。率從其巧拙。則近之矣。
若其無官祿者。為人治之疾。則人必報之以幣也。或賜祿。或受幣。食於其業則一也。故醫之食於業也。亦猶百工之食於事也。豈可獨私於仁。而緣飾己之小技乎哉。縱令辭其幣。施藥於四鄰。惟是一小惠。未足以煩仁之名也。而今不惟受其幣。而其稍菲薄。或怒而咎之。則惠之名。
白話文：
醫藥的設立，起源於先王。那麼，先王的仁愛體現在醫藥上。而醫生的責任，不在於仁愛，而在於他們的職責。他們在職責上，就如同百工各司其職，供應上層的需求，應對下層的所需。他們在醫術上，也難免會有巧拙之分。因此，先王將醫生的俸祿和秩位劃分為五等，這就是先王的制度。雖然現在的制度不像古代那麼嚴格，但是俸祿和秩位的差異，還是依據醫術的巧拙來區分，這已經很接近古代的制度了。
如果沒有官職俸祿的醫生，替人治病，那麼患者一定會以財物報答。或者給予俸祿，或者贈送財物，從事醫業的收入都是一樣的。所以醫生從事醫業的收入，就如同百工從事技藝的收入一樣。怎麼可以只顧自己的仁愛，卻用自己的小技藝來裝飾自己呢？就算拒絕了患者的財物，免費為鄰里施藥，這只不過是一點小恩惠，還不足以稱得上是仁愛的表現。可是現在不僅接受了患者的財物，而且對於少許的報酬，還可能會發怒責怪，這哪裡還有恩惠可言呢？
猶無有也。而況於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乎。醫之伍之於下。謂為小數小技。非必賤之也。蓋聖人之御邦家也。莫不包裹焉。是以一技之蕞。舉以備數。醫亦與焉。皆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用。廣矣大矣。以此而觀乎彼。則何技之不小乎。此其所以謂為小數小技也。醫之既為我之任也。
系人之命期。則研究之入於腹心。精核之徹於骨髓。而後可以發之於其術矣。是之謂共天職也。然則醫之任於我。孰大焉。故苟居業於此也。豈可小以自視。而賤夫天職乎哉。不可不慎矣。夫醫之任之系人之命期之重也。不在於仁焉。而在於天職焉。惟天職之慎。而研究精核之務。
白話文：
說到仁愛，它的廣大深遠難以言喻，醫術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小技藝，並非刻意貶低它。因為聖人在治理國家時，無所不包，所以任何一項微不足道的技能，都算得上是國家所需，醫術也包括在內，都是聖人所用的。聖人所用，廣大無邊。從這個角度來看，哪項技能不是微不足道的呢？這就是醫術被稱為小數小技的原因。
然而，醫術是我的職責，關係著人們的生命，必須深入鑽研，精益求精，才能精通醫術，發揮其作用。這才是履行天職。既然醫術是我的職責，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呢？所以，既然選擇了醫術作為職業，就絕不可輕視自己，貶低天職。不可不謹慎！醫術的職責重大，關係著人的性命，不在於仁愛，而在於天職。唯有謹慎地履行天職，努力鑽研精通，才是正道。
夫然後庸與否。有命之在。知命而安焉。雖身為賤業。無害乎為君子矣。又民者君上之辭也。而非吾儕小人可呼之稱也。已儳業於醫。何免於民。既不免於民。呼人以民。可謂僭妄矣。故民者非對君上。則不可呼之稱也。因此而觀之。所謂仁術及救民。皆君上之事。而惟儒之所修。
其不可言於醫也審矣。
白話文：
所以一個人是不是庸醫，命運早已注定。明白自己的命運並安於現狀，即使身處卑微的職業，也不妨礙成為君子。而「民」是君王對百姓的稱呼，不是我們這些小人物可以隨便使用的。既然已經選擇了醫術作為職業，怎麼能脫離百姓呢？既然無法脫離百姓，就應該避免稱呼別人為「民」，這就叫做僭越。所以「民」這個稱呼，除了對君王以外，不應該使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仁術和救民，都是君王的事情，只有儒家學者才會去追求這些。
因此，醫者不應該談論仁術和救民，這是顯而易見的。
3. 古今方
方法之言古今也。建極於何之時。而為古為今乎。以今而視宋元之時。邈乎古矣。豈可以今言之哉。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而已矣。其於古也。雖有和緩俞胕文摯扁倉等。而其方法不傳。則何以建而為之極乎。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獨作傷寒之論。以傳其方法。
乃其所論也。不惟傷寒。而方法之具。莫正焉。方法之傳。莫古焉。既而其論定於仲景氏。而其書出於仲景氏。則古之於方法。當委之於仲景氏。建以為極而已。又曷議之為。然後之言古方者。或謂周官之遺篇。或謂扁鵲之遺法。此皆不委之於仲景氏。強而議之者也。豈非穿鑿之殊甚乎。
白話文：
在談論治療方法時，古今有所不同。在什麼時代建立標準，是古代還是現代？如果以現在的眼光看宋元時期，那已經遠古了，怎能用現在的標準去評價呢？因此，必須先建立標準，然後才能談論古與今。對於古人來說，即使有像和緩、俞胕、文摯、扁倉這樣的名醫，但他們的治療方法沒有傳承下來，又怎能在他們身上建立標準呢？到了東漢時期，張仲景獨創傷寒論，傳授了治療方法。
他的理論不僅限於傷寒，而且治療方法的確切性，無與倫比。方法的傳播，也始自於他。接著，張仲景的理論被確立，他的著作也出自他手，所以古人在治療方法上，應該把權威歸於張仲景，以此作為標準。何必再討論呢？後世談論古方的人，有人認為這是周公的遺留篇章，有人認為這是扁鵲的遺傳方法，這都是沒有把權威歸於張仲景，硬要討論的結果。這豈不是太過分的牽強附會嗎？
當西晉之時。有王氏叔和。其所著之脈經。蓋出於其獨得之識也。於仲景氏之術。莫或大裨益。惟其務於傷寒論。而傳之於後世者。此其功之偉者也。當唐之時。前有孫氏思邈。後有王氏燾。而孫之撰千金方。王之纂外臺秘要方。各設病門。而傷寒為一門者。既非仲景氏之旨也。
是以雖博輯群方。而不獲其大要。何以盡行之於今乎。故二氏之於方法。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善。有不善。先以獲仲景氏之旨為本。乃適於此而擇之也。其擇在於仲景氏。是為其善者也。不適於此而擇之也。其擇在於己之私。是為其不善者也。夫既擇之以其善者。然後其可以行於今者。
白話文：
當西晉時期，有一位名叫王叔和的人，他所著的《脈經》，是基於他獨特的見解，對於仲景先生的醫術，有著莫大的裨益。特別是他致力於《傷寒論》，並將其傳承給後世，這正是他偉大的功績。
到了唐代，前有孫思邈，後有王燾。孫思邈撰寫了《千金方》，王燾則編纂了《外臺秘要方》，他們都設置了許多病症門類，而將傷寒列為一門，這並非仲景先生的本意。
因此，儘管他們廣泛收集各種醫方，卻未能掌握傷寒醫學的精髓。為何能將這些醫方沿用至今呢？因此，對於孫思邈和王燾二位所提出的方法，我們不可不加選擇。在選擇中，有好有壞，應該以獲取仲景先生的醫學精髓為根本，然後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
如果選擇符合仲景先生的醫學精髓，這就是好的選擇。如果不符合仲景先生的醫學精髓，而是依循自己的私見，那就是不好的選擇。只有選擇符合仲景先生精髓的醫方，才能在當今時代繼續發揚光大。
僅不過十之一二。乃取其一二。以弘仲景氏之道。則方法之莫不該備焉。於是乎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二氏。我乃呼以為古。不亦可乎。至宋元之時。有諸名家。亦莫不皆祖述焉。雖然。率囿於素難。不能逾短牆也。而謂古不愜今。遂還轅軛。肇方法於我。而擅攪舊轍。於是乎歧為二途。
仲景氏之術幾熄。而專為宋元之流。我乃呼以為今。不亦可乎。古今之不可妄言也。建之極者為然矣。而今之為宋元之流者。動輒曰。人之天稟。有古今厚薄之差。嗟嗟。是何其言之謬乎。夫雖古今異乎。天地萬物。固無有古今。天地萬物。既無有古今。而獨人為有古今厚薄之差者。
白話文：
這只是仲景醫學的一部分，僅取其中一二，用來弘揚仲景的醫道，方法已經非常完備了。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承繼仲景醫學，並弘揚二氏（指張仲景、張機）醫學的古法。宋元時期也有許多名醫，也都繼承了這些醫學理論。然而，他們往往局限於傳統，不能突破舊有框架，認為古代醫學不符合現代情況，於是拋棄古法，另創新法，攪亂了原有的醫學體系，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醫學流派。
仲景的醫學幾乎要失傳了，而現在流行的卻是宋元時期的醫學，我們可以稱之為現代醫學。由此可見，古今之分不能隨便說。承繼古法的人是正確的，而那些崇尚宋元醫學的人，總是說人體天賦有古今厚薄之別，真是大錯特錯！雖然時代不同，但天地萬物本就沒有古今之分，既然天地萬物沒有古今之別，又怎麼能說只有人才有古今厚薄之差呢？
最為無謂矣。何則。人壽百歲。雖古實稀。故僅載之於史。或傳之於言。然則札瘥短折之人。果其無有乎。古何異於今也。雖今之漸及季衰。而百歲之人。果其無有乎。今何異於古也。豈獨人而有古今厚薄之差乎哉。可謂謬矣。雖然。姑從其說而論之。古之人之果厚。而今之人之果薄。
方其有疾也。則治之以藥。藥也者。草木蟲石也。草木蟲石。亦與人同。受天地之氣。以生於其間。古今厚薄。亦惟從以移也。則古之人之厚也。必以古之藥。今之人之薄也。必以今之藥。古之所愜。而今何不愜乎。因此而觀之。人與疾。與藥。固不出於天地之外而受之氣也。
白話文：
說人壽命短是沒有道理的。為什麼呢？人活一百歲，雖然古時候確實很少見，所以才會記載在史書上，或者口耳相傳。但難道說壽命短暫的人就完全沒有嗎？古代跟現在有什麼不同呢？雖然現在逐漸衰退，但也還是會有活到一百歲的人，現在跟古代有什麼不同呢？難道只有人會有古今差異嗎？這真是太過於偏頗了。
不過，即使姑且依他們的說法來討論，就算古代人真的比較強壯，現代人真的比較虛弱，當人生病的時候，都會用藥物來治療。藥物就是草木、蟲、石，這些東西也跟人一樣，受到天地之氣而生長，古今厚薄也只不過是隨著時代而改變而已。所以說古代人強壯，就一定得用古代的藥，現代人虛弱，就一定得用現代的藥。古代人覺得藥物有效，那現代人為什麼會覺得無效呢？由此可見，人、疾病、藥物，都脫離不了天地之間的氣運。
則古自古。今自今。厚自厚。薄自薄。無不從以移矣。豈取古之藥。而行於今之人乎哉。況於日月之系。星辰之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彌乎萬古萬今。而不竣其政令焉乎。然則於人。亦無古今厚薄之差。可以知矣。惟其於天稟。不在於古今。而在於人人。人人之於厚薄。
及其臨疾而行藥也。必從為之酌量。此亦何有古今乎。然強為古不愜今之說。不但誑庸愚。雖有識之人。殆誘其黠言。豈非妄誕之甚乎哉。若及近世。好古之士頗多。而無不熟西漢以上之書。不翅儒術再闢榛棘。醫亦幸得復古之時。及仲景氏之術。於是唱古之方術於本邦者。
先有丹水先生。而繼起者。為艮山先生。此其嚆矢也。而繼之者。為秀庵先生。各有著作。而行於世。然於仲景氏之書。則有所未盡矣。又繼而起者。有若一閒齋先生。有若東洋先生。有若東洞先生。亦各雄於當世者也。然於仲景氏之書。則猶有所未盡矣。獨如東洞先生。則張識於扁鵲。
白話文：
從古至今，都有厚有薄，厚者由厚而來，薄者由薄而來。沒有不從這一點轉變的。難道會取用古代的藥方，用在現在的人身上嗎？況且，日月交替，星羅棋佈，四季運行，萬物生長，從遠古到現在，始終不息。那麼，對於人來說，也沒有古今厚薄之分，這可以明白知道了。只有天賦不同，不在於古今，而在於每個人。每個人的厚薄程度，
在臨牀上開藥的時候，必定要針對不同的情況進行斟酌。這裡面哪有什麼古今之分呢？然而，硬要說古方適用於今人，不僅蒙騙了庸俗之輩，即使是有見識的人，也會被他們巧妙的言辭所欺騙。難道這不是荒謬至極嗎？到了近代，好古的人士很多，大多精通西漢以前的書籍。不僅儒家學術再次開闢荊棘，醫學也幸運地迎來了復古的時機。隨著仲景先生的醫術流傳，於是有人在日本提倡古代方術。
最先的有丹水先生，他之後的有艮山先生，他們是復古醫學的先驅。再之後的有秀庵先生，他們都有著作流傳於世。然而，他們對於仲景先生的學說，還是沒有完全理解。繼起的還有若一閒齋先生、東洋先生、東洞先生，他們都在當時頗為傑出。然而，對於仲景先生的學說，他們還是沒有完全理解。只有東洞先生，對扁鵲的知識有很深的瞭解。
而睥睨於仲景。一術於掌握。以屏議論之諠。不歆輕薄之譽。不屑睚眥之毀。先生之於業。可謂達矣。於先生則既達矣。後進之受其業者。恐不達其所達也。世有稱古方家者。特取方於仲景氏。如其脈證。則不必從仲景氏也。因試問之。則曰。此經驗之方。且曰。仲景本非聖人也。
何其無缺遺矣。後世謂為醫之聖。不亦謬乎。如其傷寒論。則自好方技之篤。隨得而所筆。固不足以為規則。醫之於術。方而已矣。察其證以處之方。則在於我也。何拘仲景之脈證之為也。且今之病疾者。能愜其脈證者固少。若拘於此。則其鮮不失乎。故度其宜以處之。此我之術也。
白話文：
這位先生精通醫術，甚至超越了張仲景，將醫學精髓掌握得透徹。他不在乎世俗的議論，不貪圖虛名，也不在意誹謗。他對醫術的理解可謂登峰造極。然而，他已經達到了頂峰，後輩學者要繼承他的衣缽，恐怕難以達到他的高度。世上有自稱古方家的人，只會從張仲景的著作中抄方子，如果遇到跟張仲景描述的脈證不符的情況，就完全不按照張仲景的理論來治病。問他們為什麼，他們就說這是經驗方，還說張仲景也不是聖人。
這話真是太過分了！後世稱張仲景為醫聖，難道不也是謬論嗎？他寫《傷寒論》時，只是記錄自己擅長的醫術，邊治病邊寫，並不能完全作為規則。醫術的核心在於用藥，觀察病人的症狀，然後根據情況用藥，這才是關鍵。何必拘泥於張仲景的脈證呢？況且，現在生病的人，真正符合張仲景記載的脈證的少之又少。如果一味拘泥於張仲景的理論，難免會治不好病。所以，應該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用藥，才是真正的醫術。
嗟此何言與。嗟此何言與。夫如此。則醫之於術。不在於古。而在於我也。其在於古者。特方而已。特取其方。而擅於己則果不能出於宋元諸氏之上也。豈足以古稱之哉。夫方法之能得其要領。而詳悉莫所不至者。孰若仲景氏也。如宋元諸氏。則其纖密逾於仲景氏。頗陷於鑿空。
此失之於深者也。如所謂古方家。則惡夫鑿空。遂馳於疏漏。此失之於淺者也。欲以此而盡於百病。不可得也。術之將窮乎。於是病者以其治驗之終不能如其言。致咎於醫。醫則以其服醫之不遂從其指揮。歸罪於病者。其相責也若此。而不知其是非也。此惡能勝宋元之流而上之哉。
白話文：
嘆息這些話語，是何種意義。如果這樣做，那麼醫學的技術，並非在於古人，而是在於我們自身。那些在古人那裡存在的，只是固定的方子而已。只選擇了這些方子，並擅長應用在自己身上，結果可能無法超越宋元時代的醫學家。這如何能被稱為古代的醫學呢？對於方法能掌握關鍵，且詳細到無所不包的，有誰能比張仲景更優秀呢？至於宋元時代的醫學家，他們的細緻程度超越了張仲景，但卻陷入了一種盲目的推測。
這是過於深奧的問題。像所謂的古方家，他們鄙視盲目的推測，反而走向了粗疏的路線。這是過於淺薄的問題。想要用這些來應對各種疾病，是不可能實現的。醫學的技術將會走到盡頭。因此，病人根據治療的效果，最終無法按照醫生的預期去進行，導致責怪醫生。醫生則因為病人的服藥方式不合適，而順著病人的指揮，將責任歸咎於病人。責備彼此就像這樣，卻不理解正義所在。這怎樣能超越宋元時代的醫學家，並提升自己呢？
要之如宋元之流。則猶遠乎害。以其失於深也。如古方家。則殆近乎害。以其失於淺也。深之與淺。兩不得其中。能得其中者。莫如仲景氏焉。故仲景氏之脈證。不可不循者也。豈特取其方而已哉。且其所謂經驗者。在其始也。將何之據乎。又將試以己之妄乎。此芥蒂其人也。
仲景氏既論脈證。以為規則焉。而去其規則。從己之經驗也。然己之經驗。本由於仲景氏。而不由於己。此不信仲景氏之規則。而信己之妄者也。若必以經驗言之。則或載於書。或傳於人者。何方之非經驗也。夫疾病之似而類者。固不少矣。故其於方法。不滯於一。又不眩於百。
白話文：
古人對於醫學的理解，有如宋、元時期的醫學流派，他們的理論雖然有其遠見，但因為理解的深度不足，可能會導致誤診。而古代的方藥家，雖然理論簡單易懂，但可能因為理解過淺，容易產生偏差。所以，要找到適中的理論深度，仲景氏的醫學理論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我們必須遵循仲景氏的脈象和病證理論，這不只是為了得到一個治療方子。他們所提到的「經驗」，是在醫學研究的初期階段，這樣的經驗基礎是什麼？我們該如何相信自己的經驗？這正是問題所在。
仲景氏在論述脈象和病證時，建立了標準規則，然而當人們拋棄這些規則，依賴個人經驗時，其實他們的經驗是建立在仲景氏的理論基礎上，而非自我發現。這種行為等同於不信賴仲景氏的理論，而輕信自己的無知。如果一定要談論經驗，那麼書籍中和他人傳授的經驗，哪個不是經驗呢？疾病的類型千變萬化，因此在處理疾病時，不能只固守一種方法，也不能被眾多的理論混淆。
此之為要也。若其脈證之既移也。不可不從以轉焉。然因循不轉。及其脈證之既大移。而己之處方。愈遂不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何隨以轉之為。有特操者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滯於一乎。脈證之未移也。不可不從其舊焉。然己處之方。則數轉不處。朝轉而夕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
不可不隨以制之。臨機應變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眩於百乎。及其最甚者。則建二三之主方。而加減以施於百病。自謂醫之術盡於此矣。此其方之與加減。皆自乎己者也。疾病之於情狀。有止於一焉者。有之於二三焉者。以其之於二三焉者而一之。則不可也。以其止於一焉者而二三之。
白話文：
這才是最重要的道理。如果患者的脈證已經改變，就必須跟著轉變治療方向。然而，如果固執不變，等到脈證發生重大變化，自己所用的藥方仍然不變，就只會徒勞無功。雖然自己認為只是稍微調整一下藥方，何必跟著變化呢？但真正精通醫術的人，應當順應變化，這才是正確的做法。難道這不是固守成規，停滯不前嗎？
當患者的脈證還沒有改變時，就應該堅持原來的治療方法。然而，自己所用的藥方卻反覆變換，一會兒換一個，一會兒又換一個，自己認為只是稍微調整一下藥方，就應該跟著變化。但真正精通醫術的人，應該臨機應變，這才是正確的做法。難道這不是眼花繚亂，不知所措嗎？
到了最嚴重的狀況，只建立兩個三個主方，然後加減藥物來治療各種疾病，就自以為掌握了醫術的精髓。然而，這些藥方和加減的方法，都是來自於自己的主觀臆測。疾病的症狀和表現，有的只有一種，有的有兩三種。如果把只有單一症狀的疾病用兩三種方法來治療，那就是不對的；如果把有兩三種症狀的疾病用單一方法來治療，也是不對的。
亦不可也。彼亦一不可。此亦一不可。於其不得其要則一也。欲得其要。則莫若循仲景氏之規則焉。乃其於規則也。有不必兼治。而分治各證者。有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者。有一方而二三其脈證者。有證相類而方不相類者。有藥多而證少者。有證多而藥少者。凡是皆仲景氏之所以能極其變化。
能致其妙用。使後人據以行之者也。豈非規則哉。不可不循焉。夫疾有形。而方無形。故方有移。而隨其疾之形。以為之制也。故方有形。則不足以制矣。若有經驗之挾於意。則方先疾而有形。方既有形。則疾無形矣。聞無形之能制有形。不聞有形之能制無形。是故其似而類者之多。
白話文：
這是不可以的，那也不可以，這也不可以。如果不能掌握其精髓，那就都一樣了。想要掌握精髓，最好的方法就是遵循仲景氏的規則。仲景氏的規則有不必同時治療，而是分別治療不同症狀的；有根據一兩個不同之處，而有所區分的；有一種藥方，卻能治療兩種或三種脈症的；有症狀相似，但藥方不同的；有藥物多，而症狀少的；有症狀多，而藥物少的。所有這些都是仲景氏能夠極盡變化，達到神奇效果，使後人依循實踐的原因。這難道不是規則嗎？不可不遵循啊！疾病是有形的，而藥方是無形的，所以藥方可以改變，並隨著疾病的形態，制定相應的方案。如果藥方是有形的，那麼就不足以控制疾病了。如果具有經驗的把握，那麼藥方就能先於疾病而有形，藥方既有形，那麼疾病就無形了。聽說無形能制有形，卻沒聽說有形能制無形。所以，看起來相似的疾病很多。
雖既驗於彼。而未必驗於此也。方本無有善否。能得其宜。則皆善矣。是故雖不驗於彼。而又驗於此矣。此經驗之不足貴也。而方豈有善否哉。夫雖仲景氏之非聖人乎。方法之肇於此。而吾儕之據於此。則於我乎不得不尊奉。既尊奉之。則不得不竊比諸聖人。竊比諸聖人。不敢侵先王之尊。
假微於我之醫。則誰敢為強僭哉。且視傷寒論。方匯之不如。是皆窺仲景氏之輕忽。未始信其書。是以不能通會終始。截取其意之所應。至其所不應。則必罪叔和。曰此必渠之所攙入。以塗竄之欲罪叔和之意。先翳膜其目。是以仲景氏之所要論。亦或塗竄以斥之。不辨其所論之脈證。
白話文：
雖然在過去有效，但未必現在也適用。藥方本無好壞之分，只要能對症下藥，皆是良方。因此，即使在過去無效，現在也可能有效。這說明單憑經驗不足以判斷藥方的價值，藥方本身又何來好壞之分呢？即使張仲景不是聖人，但他的方法開創了醫學的先河，我們後人依循他的方法，理所當然要尊奉他。既然尊奉他，便不得不將他比作聖人。將他比作聖人，卻不敢侵犯先王的尊嚴。
如果我們這些醫生稍有微不足道之處，誰敢妄自尊大呢？況且，看《傷寒論》，藥方匯集不如張仲景，這都是輕視張仲景，沒有真正相信他的書，所以不能通會始終，只擷取他書中符合自己想法的部分，一旦不合，就一定怪罪叔和，說這些一定是叔和添加的，以此誣陷叔和的意圖。他們先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所以張仲景想要論述的，也被他們誣陷斥責，不辨別他的論述中的脈證。
即為規則。去其規則。特取其方。豈不亦妄乎。脈證本也。處方末也。去本而取末。是以忽看藥味。而推之於理。謂方有某某之藥。宜治某某之證。此其妄之始也。既配每藥於每證而不厭。加之以加減。此其妄之終也。是所謂無寸之尺。無星之稱已。惡識仲景氏之規則哉。大抵古人之舉事以述義也。
撰其可以規則於後來者。編之於書。以傳焉而已。豈若後之專貪名利之比哉。不可不信矣。孟軻氏有言云。盡信書。不若無書。此惟疑尚書之言之侈已。非博斥書籍之言也。觀下文顯曰。於武成取二三策。可以見矣。後人誤以為博斥書籍者也。設令博斥書籍。我則反孟軻氏。
白話文：
中醫的規則就是規則，不應捨棄它。只憑經驗去選藥方，豈不是胡亂妄為？脈證是根本，處方只是手段。捨本逐末，只看藥味，就推測藥理，說某種藥適合治某種病，這就是妄為的開始。更何況，硬要將每種藥配給每種病，還不斷加減，這更是妄為的極致。就如同沒有尺子，沒有星辰一樣，怎能明白仲景先生的規則呢？古代人做事講究實事求是，將經驗總結成規則，寫成書籍流傳後世，僅此而已。哪裡像後人那樣只貪圖名利？不可不信，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只是提醒人們不要過於相信書本，並非完全否定書籍。從後文「於武成取二三策」可見，孟子只是強調取其精華，後人卻誤以為他在貶低書籍。如果真要貶低書籍，那我可就與孟子相違背了。
幡然而更曰。不盡信書。不若無書。嗚呼難哉。生於今之時。而明於古之術也。若不信其書。將何之信乎。我之於仲景氏。雖未能盡明其義。以行其術於今乎。獨信其書。而不疑者也。且其不稱仲景氏之流。而稱古方家者。豈亦有所忌耶。無論其取之於仲景氏。他雜取諸氏之方法。
則獨稱仲景氏之流。此似有所支矣。故博稱古方家。以遁乎辭而已。此豈其所以不稱仲景氏之流耶。夫方法之有古今也。歧為二途者。如前所辨矣。於是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孫王二氏。則古之於方法。莫不概備焉。雖然。疾病之變態百出。不可得而窮詰也。雖宋元諸氏之遂還轅軛。
白話文：
突然想到，不能光靠書本，還不如沒有書本。唉，難啊！生在這個時代，卻要明白古代的醫術。如果不相信古書，又該相信什麼呢？我雖然沒有完全明白仲景的醫學思想，但也努力將他的醫術運用於現代。我對仲景的書完全相信，從不懷疑。而且，作者不說自己是仲景一脈，反而說自己是古方家，難道是避諱什麼嗎？無論他從仲景那里學到多少，或者從其他醫家那里學到多少，都說自己是仲景一脈，這好像有點牽強。所以才泛稱古方家，來掩飾自己的身份。難道這就是他不說自己是仲景一脈的原因嗎？醫術方法有古今之分，發展出兩條道路，正如之前所說。仲景奠定了基礎，孫思邈和王叔和繼承發展，古人的醫學方法，都被他們囊括了。雖然如此，疾病變化多端，很難完全摸透。即使是宋元時期的醫家，也回歸到傳統的醫學理論。
擅攪舊轍乎。非全無一二之所得矣。乃取其所得。以應夫變態百出。則亦足以博吾之術。豈不亦愉快哉。醫之為術。雖固多端。而自有要領矣。故不求其多端於遠。而求要領於邇。是之謂善擇也。既善擇而善行於今。則又何言古今哉。雖然。有本而有末。有古而有今。本不立。
則末必紊。不識古。則焉辨今。方法之肇於仲景氏也。建極於此。以識乎古。能識乎古。體之於我。則我後於宋元。而能辨其為今。然後擇之以古。以古御今。則今猶古乎。夫既辨今之在於識古。則古今何不言也。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矣。是之謂本立而末不紊也。
方法之言古今也。以其必驗於疾為要矣。有迂闊者。有捷徑者。有迂闊而捷徑者。有捷徑而迂闊者。故不可不善擇焉。然後言無古今。何為不可乎。亦惟在其人。亦惟在其人矣。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我於吾之術亦云。苟不有忠信之質。則烏能盡仲景氏之術矣乎哉。
不可不慎焉。
白話文：
他能沿用舊有的方法嗎？如果無法做到，也不是完全沒有可以借鑑的地方。只要取其所得，用於應對千變萬化的病情，那麼也能夠豐富我們的醫術。這豈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的事情嗎？
醫術雖然有很多種方法，但自有其要領所在。所以我們不需要從遠處尋求眾多的方法，而應該從近處找出要領。這就是所謂的「善擇」。既然善於選擇，並善於當下實踐，那麼還談什麼古今之分呢？
不過，有根本纔有末節，有古纔有今。如果不建立根本，末節必然混亂。不瞭解古法，就沒辦法分辨今法。
方法論起源於仲景，他將其發揮到了極致。通過理解古法，並把它融會貫通，即使我們身處宋元之後，也能辨別何為今法。然後用古法來選擇今法，以古法來指導今法，這樣今法就猶如古法了。
既然我們已經明白了辨別今法的關鍵在於理解古法，那麼古今之分又何必過於強調呢？所以，必須先建立根本，然後才能談論古今。這就是所謂的「本立而末不紊」。
方法論談論古今的目的是為了在疾病中驗證其有效性。有迂迴曲折的方法，有捷徑的方法，有迂迴曲折而後捷徑的方法，有捷徑而後迂迴曲折的方法。所以必須善於選擇，這樣才能做到無古今之分。至於是否能做到，關鍵在於個人。
《禮記》說：「忠信的人可以學習禮儀。」我對於我們的醫術也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忠信的品德，那麼怎麼能掌握仲景的醫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