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無言醫案》~ 余無言年譜 (4)
余無言年譜 (4)
1. 余無言年譜
每論一證，多以西說為參證。全書仍以「發皇古義，融會新知」為其著述思路與方法，出版後亦曾多次重印（臺灣省亦據原本重印）。由於《傷寒論新義》與《金匱要略新義》的先後刊行。余氏成為20世紀仲景學術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1954年：數年來，先生陸續帶徒講授醫經及內、外科，積極參加上海中醫界各項學術活動，並經常去西醫醫院會診。是年秋，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籌備處派出陳邦賢、徐瑞傑先生到上海延請名醫赴京工作，曾親臨診所、住處洽談，先生答以稍緩時日，考慮進京工作。同年10月5日，華東及上海市召開中醫代表會議，討論衛生部所擬訂開展中醫工作的種種方案，無言先生作為中醫學會和內科學會的特約代表應邀出席大會。
此次會議以發掘、整理祖國醫藥遺產、推進醫學教育和糾正過去工作中的偏差作為討論重點。先生指出：「中醫學術得到政府的重視，可以安如磐石。」在會議過程中，先生除作口頭即席發言外，並向大會和秘書處專寫提案四則，對中央制訂的中醫政策極為支持。
1955年：先生之三子余瀛鼇自北京中央直屬機關第二醫院報名參加衛生部主辦第一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系統學習中醫，並在醫學史前輩名家陳邦賢先生的示意下與其父聯繫來京工作事，無言先生答以數月後赴京到中醫研究院工作（研究院於1955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
1956～1957年：1956年3～4月，無言先生全家由滬遷京。中醫研究院首任院長魯之俊與先生面談工作，囑其與於道濟先生主持編審室（數年後改名為中醫文獻研究室）工作，室內成員有上海陳蘇生、浙江謝仲墨、揚州耿鑒庭等先生。1956年夏迄1957年秋，先生主要參加建國後全國九種中醫教材的審訂，為提高教材的品質傾注了心血。
他更多的是對《傷寒論》《金匱要略》和《中醫外科學》三種教材負責予以審改，為各中醫院校編寫教材奠定了學術基礎。當時並應聘承擔衛生部全國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的《金匱要略》等課程的主講人之一。
1956年10月，先生為其子瀛鼇在西醫系統學習中醫的基礎上，能達到「術業精進」的目的，提議拜在其同道、摯友秦伯未先生（當時任衛生部中醫顧問）門下，秦先生欣然接受這個提議，並在數年後師生合作編寫、重訂《內經類證》刊行於世。
1958年：是時正值全國「反右」鬥爭的後一年，先生因所謂「右派言論」由中醫研究院調至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當時已患有高血壓，體況欠佳，教學課時不多。
1959～1962年：先生參加北京中醫學院「十大經典醫著」的編纂、設計，由於身患高血壓，實際工作做得不多。先生並在數年內承擔一些中央領導的醫療、會診工作。
白話文：
余無言年譜
他撰寫醫學著作時，常參考西醫理論作佐證，其著述思路和方法始終秉持「發皇古義，融會新知」的原則，出版後多次重印，台灣也曾據此重印。由於《傷寒論新義》和《金匱要略新義》的相繼問世，余氏成為20世紀仲景學術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
1954年：多年來，他陸續收徒講授醫經及內外科，積極參與上海中醫界的各種學術活動，並經常到西醫院會診。這年秋天，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籌備處派陳邦賢、徐瑞傑到上海延聘名醫到北京工作，曾親自到他的診所和住所洽談，他表示稍後再考慮赴京工作。同年10月5日，華東和上海市召開中醫代表會議，討論衛生部制定的中醫工作方案，余先生作為中醫學會和內科學會的特約代表應邀出席。
這次會議重點討論發掘、整理祖國醫藥遺產、推進醫學教育和糾正過去工作中的偏差。他指出：「中醫學術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可以安如磐石。」會中，他除了即席發言外，還向大會和秘書處提交了四份提案，對中央制定的中醫政策表示大力支持。
1955年：他的三子余瀛鼇從北京中央直屬機關第二醫院報名參加衛生部主辦的第一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並在醫學史前輩陳邦賢先生的建議下，與父親聯繫來京工作事宜，余先生表示幾個月後赴京到中醫研究院工作（研究院於1955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
1956～1957年：1956年3～4月，余先生全家從上海遷到北京。中醫研究院首任院長魯之俊與他面談工作，安排他和於道濟先生一起主持編審室（數年後改名為中醫文獻研究室）的工作，室內的成員有上海的陳蘇生、浙江的謝仲墨、揚州的耿鑒庭等先生。1956年夏至1957年秋，他主要參與建國後全國九種中醫教材的審訂工作，為提高教材質量付出了大量心血。
他主要負責審改《傷寒論》、《金匱要略》和《中醫外科學》三種教材，為各中醫院校編寫教材奠定了學術基礎。當時，他还受聘擔任衛生部全國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的《金匱要略》等課程的主講人之一。
1956年10月，為了讓他在西醫系統學習中醫的兒子余瀛鼇在醫術上更精進，他建議兒子拜其同道摯友秦伯未先生（當時任衛生部中醫顧問）為師，秦先生欣然接受，數年後師生合作編寫、重訂《內經類證》出版發行。
1958年：正值全國「反右」鬥爭的次年，他因所謂的「右派言論」被從中醫研究院調到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當時他已患有高血壓，身體狀況欠佳，教學時間不多。
1959～1962年：他參與北京中醫學院「十大經典醫著」的編纂和設計工作，但由於患有高血壓，實際工作量不多。同時，他也在幾年內承擔了一些中央領導的醫療和會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