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廬醫話錄存》~ 覺廬醫話錄存 (11)
覺廬醫話錄存 (11)
1. 黃帝內經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柯韻伯曰：「讀書無眼，病人無命。」蓋謂古書不可盡信，而讀書須具隻眼也。《內經》十八卷，為醫書之鼻祖，王太僕謂其文簡，其意博，其理奧，其趣深，故歷數千年，醫家尊之，莫敢或貳，然謂其為歧黃遺書。究屬可疑。
薛生白曰：「其書乃成於不知何代，明夫醫理，托為君臣問答之詞，而傳於民者，蓋其時始命大撓作甲子，其干支節序占候，豈符於今日？而旨酒溺生，禹始惡之，當其玄酒味溏，人誰嗜以為漿，以致經滿絡虛，肝浮膽橫耶？至於十二經配十二水名，彼時未經地平天成，何以江淮河濟，方隅珍域，竟與後世無岐？如此罅漏，不一而足。
」史琦曰：「醫籍之古，無如《神農本草》、《靈素》、《難經》，後之言醫者，莫敢違也。以為此神農、黃帝、越人之傳，秦火未亡者，可深信也。」夫文字之古，無如羲畫？而羲畫無言語。其次則《尚書》，然而《尚書》積千百年之久，匯四代之籍，而文不滿數萬，即雲散失者多，而其完善者，固班班可考也。
即就《禹貢》一篇而論，蓋完善也，平地成天之略，稍衍之，百萬言不足盡，今乃簡略若是，況以在黃、農之世，作醫者之書，其文辭不當益簡耶？而《靈素》之文，累數十萬，字義條暢，仿之《月令》、《樂記》之文，抑又何歟？漢世鷹緯諸書，盡托古聖，儒者且不難誣聖，況方士乎哉！況漢之方士，其敢於欺世，如文成五利之後徒，概不少矣。
馬端臨號稱博雅，其《文獻通考》之敘書籍也，謂醫卜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當宋元之際，《靈素》、《本草》已大行，豈得曰並無一卷流傳？蓋馬氏固疑之矣。《神農經》每藥必曰久服輕身延年，雖毒藥亦云，此正方士口語。《靈素》明經絡臟腑，驗之人身，多齟齬出入，其疾病治療，亦或效或否，而《難經》則竊《靈素》之緒以衍之。司馬遷傳扁鵲，言其特假診脈為名，然則即令《難經》出扁鵲，已非心傳，況又近贗乎。
余謂學術隨時代而進化，千年古籍，必難免有不盡不實之處，後人自當辨其疑似，重補修正，去偽存真，方為首務。觀《內經》所載脈絡、骨度、營衛生會等，證以解剖生理學，顯有出入。如謂人一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試問平人每日呼吸，豈有此數？此數既差，則漏水下百刻，營衛五十度周於身之說，亦必不確。
他如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洲，人有九竅等，雖云取譬，究屬無謂，司天在泉，天符歲會，亦與人體無關。張飛疇、何夢瑤曾論之。而人身之骨，全體連目耳部之三小骨，不過二百零八件，而書則作三百六十五節，以附會一歲之三百六十五日。更可議者，如雲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以及大小腸之尺度等，皆不可信。
然數千年前之解剖術，當然不及今日之精，即權衡度量，亦與今異，其能定出臟腑名目，足見當日確曾將人體剖視。觀《靈樞·經脈篇》曰：「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之言可知。後世以解剖為有傷人道，誰肯遵行，故其書類此之誤，至今未破。
清道光時，王清任著《醫林改錯》力闢古書論臟腑之謬，而以所親見者繪圖而說明之。嘗謂論病不知臟腑，如癡人說夢；治病不知臟腑，如盲子夜行。其革新醫學之功，實在不小，雖仍多未盡善，而其志可嘉也。後唐宗海《中西匯通》五書，嘗引王說，兼採泰西生理諸書而折衷之，亦多所發明。
惜其尊經過甚，處處務求與經論相合，附會武斷之處，不一而足，遂為陳邦賢、盧予甫所譏。故余嘗謂習中醫者，宜兼參西學，則於古書之謬誤，自不致於承訛，而所學必更有進者。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志之士，其勉之哉。
白話文：
《黃帝內經》
孟子說：「完全相信書本，不如不讀書。」柯韻伯說：「讀書沒有辨別能力，病人就會沒命。」意思是說，古代書籍不能完全相信，讀書需要有獨到的見解。《內經》十八卷，是醫學書籍的鼻祖，王太僕認為它文字簡潔，內涵廣博，道理深奧，趣味深遠，所以數千年來，醫家都尊崇它，沒有人敢質疑，但說它是歧伯、黃帝的遺作，則值得懷疑。
薛生白說：「這本書究竟成書於何時不得而知，它闡述醫理，假託君臣問答的形式，流傳於民間。當時剛開始用大撓制定的甲子紀年法，它的干支節氣預測，怎麼可能符合今天的情況？而且當時以旨酒為樂，大禹才開始厭惡它，當時的玄酒味道稀薄，誰會喜歡把它當飲料喝，以至於經絡充盈而血虛，肝臟浮腫膽囊移位呢？至於十二經脈配十二條河的名字，那時候還沒完全形成地貌，怎麼可能江淮河濟這些地方，以及各地的珍奇地域，和後世完全一樣？這樣的漏洞，不勝枚舉。」
史琦說：「醫學書籍中，最古老的莫過於《神農本草經》、《靈樞》、《難經》，後世的醫家沒有人敢違背它們。認為這是神農、黃帝、越人傳下來的，秦火焚書後倖存的書籍，是可以深信的。」文字中，最古老的是伏羲的圖畫，但圖畫沒有語言。其次是《尚書》，然而《尚書》經過上千年，匯集了四代的書籍，文字卻不到幾萬字，可見散失的多，而保存下來的，也確實可以考證。
就拿《禹貢》一篇來說，它也保存得很完整，關於平地成天的規劃，稍加闡述，百萬字都不夠，現在卻簡略成這樣，何況是黃帝、神農時代的醫書，它的文字不應該更加簡潔嗎？而《靈樞》的文字，卻多達幾十萬字，詞義清晰，像《月令》、《樂記》一樣的文字，這是怎麼回事呢？漢代的許多偽託古聖的書籍，儒家都容易偽造聖人的著作，何況是方士呢！況且漢代的方士，敢於欺騙世人，像文成帝時那些方士，大有人在。
馬端臨自稱博學多才，他在《文獻通考》中論述書籍時，說醫卜種樹方面的書籍，當時雖然沒有被禁止，但沒有任何一卷流傳至今。到了宋元時期，《靈樞》、《本草經》已經廣泛流傳，怎麼能說沒有任何一卷流傳下來？馬氏顯然是懷疑的。《神農本草經》每種藥都說久服可以輕身延年，即使是毒藥也這樣說，這正是方士的口頭禪。《靈樞》闡明經絡臟腑，與人體對照，有很多出入；它的疾病治療，也可能是有效或無效的，而《難經》則竊取《靈樞》的內容加以闡述。司馬遷記載扁鵲，說他只是借診脈出名，那麼即使《難經》出自扁鵲，也不是心傳，更何況是後來的偽作呢？
我認為學術隨著時代而發展，千年古籍，必然會有不完善不真實的地方，後人應該辨別其可疑之處，補充修改，去偽存真，才是首要任務。觀察《內經》記載的脈絡、骨度、營衛氣血等，用解剖生理學來驗證，顯然有出入。比如說人一天一夜呼吸一萬三千五百次，試問普通人每天呼吸，怎麼會有這麼多次？這個數字有誤，那麼漏水下百刻，營衛氣血五十度周身之說，也一定不準確。
其他像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等，雖然說是打比方，但終究是沒有必要的；司天在泉，天符歲會，也與人體無關。張飛疇、何夢瑤曾經論述過這些。而人體的骨骼，全身包括眼耳部的小骨，不過二百零八塊，而書中卻說是三百六十五節，以附會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更值得商榷的是，說胃口徑一尺五寸，直徑五寸，長二尺六寸，能容納水谷三斗五升，以及大小腸的尺度等，都是不可信的。
然而，數千年前的解剖技術，當然不如今天的精確，即使是權衡度量，也與現在不同，它能確定臟腑的名稱，足以說明當時確實曾經解剖過人體。觀察《靈樞·經脈篇》說：「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的話可以知道。後世認為解剖有傷天理，誰肯遵行，所以這些書中類似的錯誤，至今沒有被糾正。
清道光年間，王清任著有《醫林改錯》，有力地駁斥了古書中關於臟腑的謬誤，並且根據他親眼所見繪圖說明。他曾說，論病不知道臟腑，就像痴人說夢；治病不知道臟腑，就像盲人在夜裡行走。他改革醫學的功績，確實很大，雖然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他的志向值得讚揚。後來唐宗海的《中西匯通》五書，曾經引用王清任的觀點，並且採納西方生理學書籍，加以折衷，也多有發明。
可惜的是他過於尊崇經書，處處力求與經書相符合，牽強附會的地方，不勝枚舉，於是遭到陳邦賢、盧予甫的批評。所以我常說學習中醫，應該兼顧西醫，那麼對於古書的錯誤，就不會盲目接受，學習一定會有更大的進步。俗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志之士，應該努力啊！
2. 石山醫案
《汪石山醫案》三卷，案中以參、耆奏效者居其強半，或則疑其偏於溫補，或則泥其法以誤人，是皆不得汪氏之意耳。觀其凡以參、耆主治者，其載脈不曰浮濡、即曰虛數無力，此正氣虛之確據。且雖以參、耆為主，然不輔以桂、附之辛熱，而佐以麥冬、黃柏之甘昔寒，即制方之緩急輕重、佐使先後，皆有法度，洵非淺識所能步武。
其門弟子程延彝亦曰：「先主治病，多用參、耆，蓋其病已遍試諸醫，歷嘗諸藥，非發散之過，則降泄之多；非傷於剛燥，則損於柔潤，胃氣之存也幾希矣。而先生最後至，不得不用參、耆以救胃氣，實出於不得已，非性偏也。」觀此知汪氏非執板方以試病者，獨怪其《營衛論》中有曰：「人於日用之間，不免勞則氣耗，悲則氣消，恐則氣下，怒則氣上，思則氣結，喜則氣緩，凡此數傷，皆傷氣也。以有涯之氣，而日犯此數傷，欲其不虛難矣。
」虛而不補，氣何由行？則正言氣虛而宜用參、耆者也。姑無論氣上、氣結之因於思怒者，不可妄補，然尚不失為論氣之言。惟下文則曰：「衛固陽也，營亦陽也。」又曰：「補陽者，補營之陽；補陰者，補營之陰。」又曰：「譬如天之日月，皆在大氣之中。分而言之，日為陽，月為陰。
合而言之，月雖陰而不稟日之陽，則不能光照而運行矣。故古人於陰字下加一氣字，可見陽固此氣，陰亦此氣也。」是則混營衛陰陽為一矣。故其下再曰：「是知人參、黃耆補氣，亦補營之氣。補營之氣，即補營也。」補營，即補陰也，豈非太含混乎？昔董載臣論婦人暈厥者，謂宜逍遙散為主，輕則合四物，重則合六味加黃連，云極有效驗。
王潛齋正之曰：「如果腎水虧少，肝枯木動之暈眩，惟集靈膏、瓊玉膏、甘露飲、固本丸等為宜。逍遙、四物，如何有效？董氏所云乃血虛暈眩也。」是則不獨營衛、氣血宜分論，即血之與陰，仍有分際，豈如汪氏之混而莫別乎！
白話文：
汪石山醫案中大量使用人參、黃耆，有人質疑其過於溫補，甚至誤用其法。其實汪氏用參、耆治療，皆因患者脈象虛弱無力，確屬正氣虛衰。雖然他常用參、耆，卻會佐以麥冬、黃柏等寒涼藥物來調節，用藥輕重緩急，都有章法，絕非淺薄之輩所能模仿。
他的弟子程延彝也說，汪師之所以常用參、耆，是因為病人多經其他醫生治療，服用過各種藥物，導致氣虛，已無其他選擇，只能用參、耆來救治胃氣，這並非他個人用藥偏好。由此可見，汪氏並非死板用藥，只是其《營衛論》中提到人體因勞、悲、恐、怒、思、喜等七情而傷氣，長期如此則氣虛，需用人參、黃耆來補氣，這點並無錯誤。
然而，汪氏在《營衛論》中又稱衛氣和營氣都是陽氣，補陽即補營之陽，補陰即補營之陰，將營衛陰陽混為一談。他認為人參、黃耆補氣即補營氣，補營氣即補營，補營即補陰，這樣的說法過於含混不清。
董載臣認為婦人暈厥用逍遙散有效，王潛齋則指出，若因腎水虧虛、肝陽上亢導致暈厥，則應服用集靈膏、瓊玉膏等藥物，逍遙散並不適用，說明血虛暈厥與肝腎陰虛暈厥不同。這也說明營衛、氣血，甚至血與陰，都應區分論述，不能像汪氏那樣混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