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旨緒余》~ 下卷 (8)
下卷 (8)
1. 五十八、不執方說
余屈首受醫，日惟有事於《素》、《難》、《病源》、《病機》、《甲乙》等書，俯而誦，仰而思，希心融貫前哲秘旨而未逮也。若彼《局方》《袖珍》《惠濟》等集，間用之參考，而不敢執泥。至臨症，務虛心察受病之因，始敢投劑，亦未嘗執方以合病。
以故執方之夫，往往見而駭之議之，謂如上方書之傳，簡易捷徑，大有便於後學,《素》、《難》諸書，固雲精妙，乃渙漫艱深，力難究竟，鬍子好難惡易，性與人殊？且子診病用藥，類與方書懸異，有病同而劑異，有終始用一法而不殊，有三五變其方而不執，輒亦投劑獲效，此遵何道哉？或方書不足憑，而他有秘授歟，奚與諸醫殊致也。余曰：嘻！醫何容易談哉。
人之死生，關於呼吸間，余何敢師心自用，而巇嶮為也，古稱用藥如用兵，然齊步伐，肅部伍，坐作進退，刺殺攻擊，一定而不亂者，法也，胡可廢也。乃若知己知彼，置伏設奇，臨變不測，其運用妙於一心。藥之君臣佐使，味之甘苦寒涼，方之丸散湯引，著於載籍者，法也。
察病之寒熱虛實，感之臟腑表裡，所以君臣佐使，甘苦寒涼，補瀉而丸散湯引者，不廢方，亦可不執方也。故按圖用兵而不達變者，以卒與敵，執方治病而不察因者，未有能生人者也。
雖然，不執方而又合法，亦匪易臻也，脫非生平融通《素》、《難》、《本草》，仲景、潔古、守真、東垣、丹溪諸書，不可以語此秘密，醫何容易談也！子徒以方書為捷徑，蓋亦未求之上古乎，上古之世無方，《扁鵲傳》載長桑君以禁方相授受，亦不載曰何方。春秋時秦緩醫和，漢淳于公輩，以醫名天下，亦未嘗有方傳也。
至張仲景乃始有方，是知東漢以前，醫皆妙悟心法，察病投劑，未嘗徇方也。彼豈私其方不欲授之人哉，誠懼後之人拘執不變，必致誤人爾。然立法處方，不過酌病機之詳確，審經絡之虛實，察藥性之宜悖，明氣味之走守，合色脈，衍天和，調燮陰陽，參相造化，以一理貫之。理融則識真，識真則機順，自然應變不膠。
方自吾心出，病可去而功可成，以成功而名方，誰曰不可。余何能，余僅守方而不執焉己，子寧以余言為迂乎。
白話文：
我過去跟隨醫生學習，每天都專心研究《黃帝內經》、《難經》、《病源論》、《病機論》、《甲乙經》等醫學典籍，低頭背誦，抬頭思考，希望能徹底理解古代醫學先賢的精髓，但還沒達到那種境界。至於《局方》、《袖珍方》、《惠濟方》等醫方合集，我偶爾會拿來參考，但不敢死板地照搬。等到實際看病時，我一定會虛心仔細地探究病人發病的原因，才敢開藥，也不會拿固定的藥方來對應病症。
因此，那些執著於使用固定藥方的人，看到我的做法常常感到驚訝，議論紛紛，認為像藥方書上記載的那些方子，簡單方便，就像抄捷徑一樣，對後學者很有幫助。《黃帝內經》、《難經》等書固然精妙，但內容廣泛深奧，難以徹底掌握，難道是人們喜歡容易而討厭困難，本性就與眾不同嗎？況且你診斷疾病用藥，和方書上的記載差異很大，有同樣的病症卻用不同的藥方，有的從頭到尾都用同一個方法，有的三五次就更換藥方，但都不執著於固定藥方，卻也能夠成功治好病，這是遵循什麼道理呢？難道是藥方書不足以採信，還是你有其他祕傳的方法，為何跟其他醫生如此不同呢？我回答說：「唉！醫學哪是那麼容易就能談論的呢！」
人的生死，關係到呼吸之間，我怎麼敢固執己見，而冒險行事呢？古人說用藥如同用兵，所以隊伍要整齊，紀律要嚴明，坐下、站立、前進、後退、刺殺、攻擊，都要有一定的規則，不能亂來，這就是法則，怎麼可以廢除呢？然而，如果能了解自己和敵人，能夠設置埋伏，出奇制勝，臨場應變，這些就要靠內心的巧妙運用了。藥物的君臣佐使，味道的甘苦寒涼，以及丸、散、湯、引等劑型，這些在醫書上記載的，就是法則。
觀察疾病的寒熱虛實，感受病邪在臟腑、表裡的變化，再根據這些來選擇君臣佐使，運用甘苦寒涼的藥物，採取補或瀉的方法，使用丸、散、湯、引等劑型，這並不是廢除藥方，而是不執著於藥方。所以，按照兵書來用兵卻不懂得隨機應變的人，拿士兵去對抗敵人，依循固定藥方卻不探究病因的人，是不可能救活病人的。
雖然如此，不執著於藥方，又能符合法則，也不是容易就能達到的。如果不是平時通曉《黃帝內經》、《難經》、《本草經》，以及張仲景、李東垣、朱丹溪等諸多醫學大家的著作，是無法談論這種奧秘的。醫學哪是那麼容易就能談論的呢！你只是把藥方書當成捷徑，實在是沒有追溯到古代醫學的精髓啊。上古時代沒有藥方，《扁鵲傳》記載，長桑君是以禁方（祕方）相傳授，也沒有提到是什麼藥方。春秋時期的秦緩、醫和，漢代的淳于意等人，以醫術聞名天下，也沒有留下什麼藥方流傳下來。
到了張仲景才開始有藥方出現，由此可知，東漢以前的醫生都是憑藉內心的領悟，觀察病情來開藥，從不拘泥於固定的藥方。他們難道是捨不得把自己的藥方傳授給別人嗎？實在是害怕後人死守成規，一成不變，反而會誤人性命啊。然而，制定法則、開出藥方，不過是仔細衡量病機的變化，審察經絡的虛實，觀察藥性的適宜與否，明白氣味的走勢與停留，結合面色和脈象，順應自然規律，調和陰陽，參透陰陽相互轉化的道理，用一個「理」貫穿始終。理解透徹，才能夠認識真實，認識真實，才能順應機理，自然就能夠應變而不僵化。
藥方從我的內心而出，疾病可以去除，功勞可以成就，因為成功而使藥方聞名，又有誰說不可以呢？我又有什麼能力呢？我只是守著法則，但不執著於藥方罷了，你難道認為我說的這些話太迂腐了嗎？
2. 五十九、列張劉李朱滑六名師小傳
孫氏生生子曰：醫以通變稱良，而執方則泥。故業醫者，能因古人之法，而審其用法之時，斯得古人立法之心矣，不則窺其一斑，而議其偏長，即醫如張仲景、李東垣諸公，亦妄加譏貶也，可乎哉？可乎哉？！余故列其因時立法者於後。
醫學自漢秦以上無方，有方自張長沙始，故醫家以長沙為方書之祖。晚世議長沙者，率謂其長於傷寒，而短於雜證，余惟醫如長沙，亦無間然矣。乃長沙急於傷寒者，蓋病莫大於傷寒，而變證亦莫甚於傷寒，其生死決於七日、十三四日之間，非若他疾，可從容而治也。長沙察其緩急，故以傷寒為首務爾。
不然，《金匱要略》，治雜證書也，獨非長沙著述者乎？何顒別傳有曰：仲景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時人謂扁鵲、倉公，無以加焉。觀此，則仲景不專長於傷寒，又可知矣。而劉宗厚亦曰：吾嘗用東垣之藥，效仲景處方。宗厚，丹溪高弟也，不效丹溪，而效仲景，以仲景醫之亞聖，非丹溪可企及者，效仲景，或亦取法乎上之意云。後世慎毋輕議長沙也。
張戴人，醫亦奇傑也。世人不究其用意，議其治疾，惟事攻擊，即明理如丹溪，《格致餘論》亦譏其偏。丹溪之說出，益令人畏汗吐下三法如虎，並其書置之，不與睫交，予甚冤之。予惟人之受病，如寇入國，不先逐寇，而先拊循，適足以養寇而擾黎元也。戴人有見於是，故以攻疾為急，疾去而後調養，是得靖寇安民之法矣。
彼仲景麻黃、瓜蒂、大承氣，非攻擊急劑哉，審緩急而用之，此仲景意也。蓋醫難於認病，而不難於攻擊調補，戴人特揭其難者言之也。丹溪引《內經》「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為論，乃遺下文「留而不去，其病為實」一句；引「精氣奪則虛」，又遺「邪氣盛則實」一句；引「虛者正氣虛」也，又遺「實者邪氣實」也一句。摭其可議戴人為言，而於戴所急者略而不採，丹溪且若此，余又何怪哉。
且戴人名其書曰《儒門事親》，豈有儒者事親而行霸道，以害其親者哉？必不然矣。譬彼武王伐殷，先懸紂於太白，而後散財發粟；漢高入秦，降子嬰而後約法三章，彼拘拘然進調補而詘攻擊，是猶治國專用賞而不用罰也，則舜討凶而尼父誅卯，為多事哉！予因著於篇，以為戴人辯白。
有謂劉守真長於治火，斯言亦未知守真所長也。守真高邁明敏，非泛常可儔，其所治多「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意，醫而不知此，是無術也」。此王海藏之言，海藏乃東垣高弟，尚推轂如此，則其邃學可知。且其所撰《原病式》，歷揭《素問》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又覘人心好動，諸動屬火；夫五行具於人身者各一，惟火有君有相，由此病機屬火者多也。《原病式》特為病機而發，故不暇論及其餘，若所著《保命集》三卷，治雜證則皆妙絕矣。
白話文：
孫氏生生子說：醫術的精良在於能隨機應變，如果拘泥於固定的藥方，那就太死板了。所以，從事醫學的人，要能學習古人的方法，並且審慎地判斷使用時機，這樣才能真正領悟古人立法的用意。否則，只看到古人的一點點表面，就評論他們偏頗，甚至連像張仲景、李東垣這樣的大醫家，也隨意地加以批評，這樣可以嗎？這樣可以嗎？！因此，我將那些能根據時勢來制定治療方法的人列在後面。
醫學在漢朝秦朝以前沒有固定的藥方，有藥方是從張長沙（張仲景）開始的，所以醫家都把張長沙視為方書的始祖。後世評論張長沙的人，大多認為他擅長治療傷寒病，而不擅長治療雜病。我認為像張長沙這樣的醫家，不會有這種區別。張長沙之所以重視治療傷寒，是因為傷寒病最為嚴重，而且變化也最為複雜，病人的生死往往在七天、十三四天之間就決定了，不像其他疾病可以慢慢治療。張長沙是看清了疾病的輕重緩急，所以才把治療傷寒放在首位的。
不然的話，《金匱要略》這本治療雜病的書，難道不是張長沙寫的嗎？何顒的別傳記載說：仲景曾跟同郡的張伯祖學習醫術，很擅長治療疾病，尤其精通經方，當時的人都說他的醫術堪比扁鵲、倉公，沒有人能超過他。由此可見，仲景並不只是擅長治療傷寒。而且劉宗厚也說：我曾用李東垣的藥，卻發現療效不如仲景的處方。宗厚是朱丹溪的高徒，他不效法丹溪，反而效法仲景，這或許是因為仲景是醫學界的亞聖，不是丹溪所能比擬的，他效法仲景，或許也是想學習更上層的醫術。後世的人千萬不要隨意批評張長沙。
張戴人（張從正）的醫術也很奇特傑出。世人不了解他的用心，評論他的治療方法，只會一味地攻擊，即使像朱丹溪這樣明理的人，在《格致餘論》中也批評他偏頗。朱丹溪的說法一出，更加讓人害怕發汗、催吐、瀉下這三種治療方法，像躲避老虎一樣，甚至把張戴人的書丟在一旁，不看一眼。我認為這對張戴人實在太不公平了。我認為人患病，就像敵人入侵國境，不先驅逐敵人，反而先安撫敵人，這只會養虎為患，擾亂百姓。張戴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把攻邪作為治療的要務，等疾病去除後才進行調養，這才是平定禍亂、安定人民的方法。
像仲景使用的麻黃湯、瓜蒂散、大承氣湯，難道不是攻邪的急藥嗎？要仔細衡量疾病的輕重緩急來使用，這才是仲景的本意。醫學的難點在於辨認疾病，而不是攻邪或調補。張戴人只是特別強調了這一難點。朱丹溪引用《內經》中的「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作為論據，卻遺漏了下文的「留而不去，其病為實」一句；引用「精氣奪則虛」，又遺漏了「邪氣盛則實」一句；引用「虛者正氣虛」的說法，又遺漏了「實者邪氣實」一句。他只挑選那些可以批評張戴人的話語，對於張戴人所強調的重點卻忽略不談，朱丹溪尚且如此，我又何必覺得奇怪呢？
而且張戴人將他的書命名為《儒門事親》，難道會有儒者侍奉長輩而使用霸道的方式，來傷害自己的長輩嗎？肯定不會。這就像武王討伐殷紂王，先將紂王的罪狀公佈於天下，然後才分發財物和糧食；漢高祖進入秦地，先讓秦王子嬰投降，然後才約法三章。那些拘泥於調養而輕視攻邪的人，就像治理國家只會獎賞而不會懲罰一樣。如果這樣的話，那麼舜討伐兇惡之徒、孔子誅殺少卯，難道是多此一舉嗎？我因此將這些寫在文章中，為張戴人辯解。
有人說劉守真擅長治療火熱病，這也是不了解守真所長。守真高風亮節、聰明敏銳，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擬的。他治療疾病，大多在於「推陳致新，不使少有鬱結，正是順應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道理。做醫生如果不懂得這個道理，那就是沒有醫術。」這是王海藏的評價。海藏是李東垣的高徒，尚且如此推崇守真，可見他的學問有多麼深厚。而且他所撰寫的《原病式》，列舉了《素問》中關於疾病的十九條病機，其中屬於火的有五條；又觀察到人心好動，而動就屬於火；五行在人體中各有代表，只有火有君火和相火之分，所以病機屬於火的就比較多。《原病式》專門探討疾病的病機，所以沒有時間論述其他，如果看他所撰寫的《保命集》三卷，就會發現他治療雜病的能力也是非常高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