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溪手鏡》~ 醫家源流
醫家源流
1. 醫家源流
帝王世紀云，神農以赭鞭擊草木，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正之，一日之間遇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藥二百六十有五，乃著《本草》，而醫書之原啟矣。
黃帝深慮人生夭昏凶札，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亟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自《內經》而下，藏於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夫《內經》謂為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仿而托之，其言質奧，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猶吾儒之六經乎。
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為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為《脈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為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
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砯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砯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發前言啟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燾有《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炙甚詳，然謂針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
及宋錢乙、龐安常、許叔微迭興，龐則囿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閫奧，建為五臟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啟《內經》之秘，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忠孝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
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制二百九十七方，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二傷，尤先於治脾土，其為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燥火六門為醫之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為法主於攻。
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著為《原病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荊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元時之言醫者，非劉氏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若會而通之，神而明之者，丹溪人也；研而精之，化而裁之者，丹溪書也。上續天潢之正派，下衍濟瀆之遠流者，茲人也，茲書也，吾不知其盡也。
天啟歲重光作噩壯月天醫日宛涇謨觴，山人吳愷茂仁甫述
白話文：
[醫學淵源]
根據《帝王世紀》的記載，神農氏用赭色的鞭子來打擊草木，仔細研究它們的性質，辨別哪些是平和的，哪些是燥寒的，哪些是有害的，並區分它們的輔助作用，一天內他接觸了七十多種有毒植物，充分發揮了他的智慧。人類疾病有四百種，藥材有二百六十五種，於是寫下了《本草》，這是醫學文獻的開端。
黃帝憂慮人們生命的短暫和困苦，深入探討天地間的各種問題，觀察五行運行，理解生命，記錄陰陽，頻繁地向岐伯請教，從而編纂了《黃帝內經》。自《黃帝內經》以來，官府收藏的醫學著作有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但這還不包括後來的各種雜著。《黃帝內經》被認為是黃帝的書，雖然先秦時代的學者可能模仿並借用了他的名字，但其語言深奧，意義宏闊，實際上確立了醫學的基本原則，就像我們儒家的六經一樣。
秦越人的《八十一難經》緊接著出版，他總結了黃帝和岐伯的主要思想，進一步闡釋，其地位僅次於《黃帝內經》。漢代的張仲景以《黃帝內經》和《八十一難經》為基礎，撰寫了《金匱玉函經》和《傷寒論》，詳細描述了六氣對人體的影響。晉代的王叔和編纂了岐伯和華佗的著作，成為《脈經》，詳細闡述陰陽內外，分析三部九候，條理清晰地解釋了十二經絡，以及三焦、五臟、六腑的病症，非常精確。這兩本書，確實是千古不朽的經典。
後來，巢元方寫了《病源候論》，王砯編纂了《天元玉策》，這些都是對前人的繼承和發展，然而巢元方只提到了風寒二濕，而未提及濕熱，王砯則過於強調五運六氣的變化，卻忽略了其不變的部分，這是他們的不足。到了唐代，孫思邈出現，他以卓越的見解和深厚的慈悲心，編寫了《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發揚前人的理論，啟迪後學，對醫學的貢獻非常巨大。當時，王燾的《外臺祕要》對各種療法和症狀的描述非常詳細，但他認為針灸只能殺死活人，不能救活死人，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
到了宋代，錢乙、龐安常、許叔微等人相繼崛起，龐安常受限於傳統規範，許叔微則追求創新和靈活性，他們的技術都基於張仲景的理論，唯有錢乙深入研究了張仲景的精粹，創立了針對五臟的治療方法，根據具體情況使用，他認為肝臟有相火時只能清泄不能滋補，腎臟作為真水只能滋補不能清泄，可以說他揭開了《黃帝內經》的神祕面紗。可惜的是，他的許多著作已經遺失，現在能看到的版本是由閻忠孝收集的，並非錢乙的原版。
到了大觀年間，陳師文、裴元宗等人制訂了二百九十七個方劑，試圖用固定的方劑來應對無數的疾病，有識之士自然知道這種做法忽視了變通的重要性。在金朝統治中原期間，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出現，醫學因此復興。張潔古治病完全不使用方劑，所以他的書籍沒有傳下來。他的學問由李明之繼承，李明之專注於內外傷的治療，特別強調脾臟的保護，他的方法主要集中在滋補上，《脾胃論》是他的一部重要著作。張子和以吐、汗、下三種方法，以及風、寒、暑、濕、燥、火六種門類作為醫學的關鍵，他的藥方大多強烈，他的方法主要是攻擊。
劉守真討論了風火疾病的理論，將《黃帝內經》中的十九條病機和氣候適應原則整理為《原病式》，極為精細，他的治療方法與張子和有些相似，但也有些不同。張氏的學說在他之後就沒有繼承者，而李氏的弟子大多在中州，只有劉氏的學說傳到了荊山的佛塔師父，師父到江南，又傳授給宋中人和羅知悌，南方的醫生都遵循劉氏的學說。到了元代，談論醫學的人如果不談劉氏的學說，就不算是懂醫學。劉氏和李氏的治療方法雖然在攻擊和滋補上有差異，但如果能夠融會貫通，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那就是丹溪人；深入研究，靈活應用，那就是丹溪書。他延續了醫學的正統，開創了新的流派，這個人和他的書，我們無法盡述。
於天啟年重光作噩壯月天醫日，宛涇謨觴，山人吳愷茂仁甫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