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思辨錄》~ 自敘
自敘
1. 自敘
醫可易言乎哉。在聖門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顧所謂小道者，特視大學之道，位天地育萬物為小焉耳。神聖作之於前，賢哲述之於後。李唐而降，斯道浸微。非實有至精至神，方可與斯之一境，胡為史冊所載，代不數人，若倉公、扁鵲、華元化一流，則更無代興而特起。江氏艮庭有云：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
自牖執手，切其脈也，而孔子教人遊藝，如禮記疏所稱夫子脈訣，卒未聞傳之其人，豈真以方伎而賤之，蓋其慎也。憶余幼時曾以春溫誤服麻黃，致舉室怔營。迨咸豐丙辰，以副車入貲為比部主事，留滯京邸，又以寒痢為醫投涼劑而誤。更醫復然，危狀迭見。賴友人檢方書鑑前弊而拯之，得以無虞。
余於是始有志於醫。恆詣廠肆購書，置之几案，朝夕披覽，雖至困甚，亦冀鬼神來告，不悟徹不已。久之為人療病，時或幸中，謬竊虛譽。然自甲子改官邑令，所宰晉祁皖舒，皆地當孔道，差務絡繹，又不用門丁一人，事無鉅細，靡不親裁，計束醫書高閣者，凡十八年。洎壬午調任盱眙，自分無治劇才，甫捧檄，即乞疾而歸，戢影蓬門，無以遣日，則復取群籍，研求加邃。乃喟然曰：余向之於醫，猶門外漢耳，今其或者可與入門矣。
夫學問之道，不外致知力行兩端醫，何獨不然。致知之書，如素問、靈樞、本草經尚矣。而傷寒論、金匱要略，則又南陽先師本致知以為力行之書，靈素本經，悉括其中。學者能即是而寢饋篤好之，積以歲月，真可引伸觸長，施用無窮，然而談何易也。人知辨證之難，甚於辨藥；孰知方之不效，由於不識證者半，由於不識藥者亦半。
證識矣而藥不當，非特不效，抑且貽害。竊怪古來注仲聖書者，無慮數十百家，獨於方解，鮮精確澄徹。其故在本草之學，自來多不深求。識本草如是，遂視方義亦當如是。於古人因證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讀仲聖書而不先辨本草，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夫辨本草者，醫學之始基，實致知之止境，聖人列明辨於學問思之後，其功自非易致。
譾劣如余，何足語此。然而遐軌勉躡，樂豈辭疲，秉燭之明，歲有增益。自戊戌春有六氣感證要義之刻，嗣於藥用有心得者，即徵諸方；方義有見及者，並印以藥。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著稽之，得藥百二十八味，聊依綱目編次，釐為四卷。大抵援據仲聖兩書，而間附以他說他藥，隨手札記，殊無體例。
余老矣，值時局之艱虞，念儒冠之多誤，是惟弓冶，可得蟬嫣。爰命孫兒智浚，錄付剞劂，以垂來許，並問世焉。若云臧否人物，以自表異，斯醫工之故習，而非余之所敢蹈爾。
光緒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岩自敘於微尚室，時年七十有三。
白話文：
醫學這門學問，能輕易地談論嗎？在儒家學說中，它被視為小道；在史學家眼中，它只是技藝。所謂的小道，不過是相對於探討天地萬物道理的「大學之道」而言。醫學的道理，是古聖先賢創造在前，後世的賢人哲士加以闡述。然而到了唐朝以後，這門學問逐漸衰微。如果不是真的達到非常精深高妙的境界，是無法進入這個領域的。為何史書上記載，歷代有成就的醫者寥寥無幾，像倉公、扁鵲、華佗這樣的人物，更是難以出現？江艮庭曾說：「孔子是聖人，沒有不通曉的，怎麼可能不懂醫術？」
孔子親自握著病人的手，診斷脈象，而孔子教導學生各種才藝，例如《禮記疏》所記載的夫子脈訣，卻沒有聽說傳授給他人，難道真的因為醫術是技藝就輕視它嗎？或許是孔子謹慎的緣故吧。回想我小時候，曾因為春天感冒，誤服麻黃，導致全家人都驚慌失措。到了咸豐丙辰年，我以捐官的身分，擔任比部主事，滯留在京城，又因為得了寒痢，醫生投以寒涼藥物而誤診，換了醫生也是如此，病情危急。幸虧朋友翻閱醫書，根據我之前的症狀，才將我救了回來。
我因此開始立志學醫。我經常到書店買書，放在書桌上，早晚研讀，即使疲憊至極，也希望有鬼神來指點，不求徹底了解絕不罷休。日子久了，為人治病，有時僥倖猜中，得到一些虛名。然而，自從甲子年改任縣令，先後治理晉、祁、皖、舒等地，這些地方都是交通要道，公務繁忙，我沒有雇用任何門丁，所有事情無論大小，都親力親為，因此估計擱置醫書的時間，總共長達十八年。直到壬午年調任盱眙，自認沒有治理複雜事務的能力，剛拿到調令，就以生病為由辭官回家。整天待在家裡，沒有事情可以打發，於是又拿出醫書，更加深入研究。我於是感嘆地說：「我過去對醫學的了解，簡直是門外漢，現在或許可以算入門了。」
求學問的道理，不外乎「致知」和「力行」這兩方面，醫學也是如此。「致知」的書籍，像是《素問》、《靈樞》、《本草經》等，都是經典。而《傷寒論》、《金匱要略》，則是南陽張仲景先師，以「致知」為基礎而實踐的著作，將《靈樞》、《素問》的精髓都包含其中。學者如果能夠以此為基礎，勤勉研究，日積月累，就能夠融會貫通，應用無窮。然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大家都知道診斷疾病的難度，遠超過辨別藥材；又有誰知道，方劑沒有效果，一半原因是沒有辨識清楚病症，一半原因是沒有辨識清楚藥材？
病症雖然辨識出來了，但是藥材使用不當，不僅沒有效果，甚至會產生危害。我感到奇怪的是，自古以來註解張仲景著作的人，少說也有數十上百家，但是對於方劑的解釋，卻很少有精確透徹的。原因在於對本草學的研究，從來就沒有深入探討。如果對本草學的認知如此，對方劑的理解也會如此。這樣就和古人根據病症來施治的微妙道理，相差千里了。讀張仲景的書，卻不先辨識本草藥材，就像航行在斷港絕潢中，卻希望能到達大海一樣。辨識本草藥材，是醫學的基礎，也是「致知」的最終目標，聖人將「明辨」列在「學問」、「思考」之後，它的功效確實不容易達到。
像我這樣淺薄無知的人，怎麼能談論這些呢？然而，我仍舊盡力追隨前人的腳步，樂於其中而不感到疲憊，我努力學習，一年比一年更加精進。自從戊戌年春天出版《六氣感證要義》後，我對於藥材的應用有所領悟，就記錄在方劑中；如果對方義有新的見解，也一併標註在藥材旁。不明白的地方，絕對不輕易放過，竭盡我的才能。現在又過了六年，我將自己的著作整理一遍，整理出一百二十八種藥材，依照《本草綱目》的順序編排，分為四卷。內容主要以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為依據，其中也穿插一些其他醫家的學說和藥物，都是我隨手記錄的，並沒有嚴格的體例。
我老了，正值時局艱難的時刻，感嘆讀書人常常誤事，只有行醫這門學問，或許能有一番作為。因此，我命孫子智浚將我的著作整理出來，交付刊刻，以傳給後人，也讓這本書能夠問世。如果有人說我是在批評前人，以彰顯自己與眾不同，這只是醫匠的陋習，我絕不敢這樣做。
光緒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岩於微尚室自述，時年七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