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病條辨》~ 原病篇 (1)
原病篇 (1)
1. 原病篇
一、《六元正紀大論》曰：辰戌之歲，初之氣，民厲温病。卯酉之歲，二之氣，厲大至，民善暴死，終之氣，其病温。寅申之歲，初之氣，温病乃起。丑未之歲，二之氣，温厲大行，遠近咸若。子午之歲，五之氣，其病温。己亥之歲，終之氣，其病温厲。
敘氣運，原温病之始也。每歲之温，有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氣客氣，相加臨而然也。細考《素問》注自知，茲不多贅。按吳又可謂温病非傷寒，温病多而傷寒少，甚通。謂非其時而有其氣，未免有顧此失彼之誚。葢時和歲稔，天氣以寧，民氣以和，雖當盛之歲亦微；至於凶荒兵火之後，雖應微之歲亦盛，理數自然之道，無足怪者。
二、《隂陽應象大論》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隂必陽，重陽必隂，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温。
上節統言司天之病，此下專言人受病之故。
細考宋元以來諸名家，皆不知温病傷寒之辨。如龐安常之《卒病論》，朱肱之《活人書》，韓祇和之《微旨》，王實之《證治》，劉守眞之《傷寒醫鑒》、《傷寒直格》，張子和之《傷寒心鏡》等書，非以治傷寒之法治温病，即將温暑認作傷寒，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遂別立防風通聖、雙解通聖、九味羌活等湯，甚至於辛温藥中加苦寒，王安道《㴑洄集》中辨之最詳，茲不再辯。論温病之最詳者，莫過張景岳、吳又可、喻嘉言三家。
時醫所宗者，三家為多，請略陳之：按張景岳、喻嘉言皆著講寒字，並未理會本文上有「故曰」二字，上文有「重隂必陽、重陽必隂」二句，張氏立論出方，悉與傷寒混，謂温病即傷寒，襲前人之舊，全無實得，固無足論。喻氏立論，雖有分析，中篇亦混入傷寒少隂、厥隂證，出方亦不能外辛温發表、辛熱温裏，為害實甚。
以苦心力學之士，尚不免智者千慮之失，尚何怪後人之無從取法，隨手殺人哉！甚矣學問之難也！吳又可實能識得寒温二字，所見之證，實無取乎辛温辛熱甘温，又不明伏氣為病之理，以為何者為即病之傷寒，何者為不即病待春而發之温病，遂直斷温熱之原非風寒所中，不責己之不明，反責經言之謬。
瑭推原三子之偏，各自有說：張氏混引經文，將論傷寒之文，引證温熱，以傷寒化熱之後，經亦稱熱病故也，張氏不能分析，遂將温病認作傷寒。喻氏立論，開口言春温，當初春之際，所見之病，多有寒證，遂將傷寒認作温病。吳氏當崇禎凶荒兵火之際，滿眼温疫，遂直闢經文「冬傷於寒、春必病温」之文。
葢皆各執己見，不能融會貫通也。瑭按伏氣為病，如春温、冬咳、温瘧，《內經》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氣，乃司天時令現行之氣，如前列《六元正紀》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數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時而有其氣，如又可所云戾氣，間亦有之，乃其變也。惟在司命者善察其常變而補救之。
白話文：
原病篇
一、《六元正紀大論》提到：辰戌年（龍、狗年）之初，天氣的氣候會導致溫病流行。卯酉年（兔、雞年）的第二個氣候階段，溫病加劇，容易造成暴亡；到最後階段，疾病表現為溫病。寅申年（虎、猴年）之初，溫病開始流行。丑未年（牛、羊年）的第二個氣候階段，溫病大規模流行，各地都受影響。子午年（鼠、馬年）的第五個氣候階段，疾病表現為溫病。己亥年（豬年）的最後階段，疾病表現為溫熱症。
文中敘述了氣運，也就是溫病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年溫病的發病時間、輕重程度不一，這取決於司天之氣（當令之氣）和主氣、客氣（其他氣候因素）的相互作用。詳細的論述可參考《素問》註解，這裡就不再贅述。吳又可認為溫病與傷寒不同，溫病多見而傷寒少見，這種觀點相當通透。但認為非時而有其氣的說法，則有點顧此失彼。其實，如果時局安穩，風調雨順，即使在溫病流行的年份，病情也可能較輕；反之，如果經歷了饑荒、戰亂，即使在溫病流行較輕的年份，病情也可能較重，這都是自然規律，不足為奇。
二、《陰陽應象大論》提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都會導致身體抵抗力下降。因此，陰盛則陽生，陽盛則陰生，所以說：冬天受寒，春天就容易得溫病。
上一節總體論述了司天之氣導致疾病的產生，這一節則專門講述人體罹患疾病的原因。
仔細研究宋元以來諸多名家的著作，他們大多沒有區分溫病和傷寒。例如龐安常的《卒病論》、朱肱的《活人書》、韓祇和的《微旨》、王實的《證治》、劉守真的《傷寒醫鑒》、《傷寒直格》、張子和的《傷寒心鏡》等書，不是用治療傷寒的方法來治療溫病，就是把溫病誤認為傷寒，懷疑麻黃桂枝等藥方不可用，於是另立防風通聖散、雙解通聖散、九味羌活湯等方劑，甚至在辛溫藥中加入苦寒藥物。王安道《洄溪集》對此辨析最為詳盡，在此不再贅述。論述溫病最詳盡的，莫過於張景岳、吳又可、喻嘉言三位醫家。
當時醫家多尊崇這三位，我們簡要論述一下：張景岳、喻嘉言都著重講寒，沒有理解文中“故曰”二字，以及“陰盛則陽生，陽盛則陰生”的涵義，張氏的立論和處方都與傷寒混淆，認為溫病就是傷寒，沿襲前人的舊說，毫無心得，不足論述。喻氏的論述雖然有分析，但文中也混雜了傷寒少陰、厥陰證，處方也離不開辛溫解表、辛熱溫裡的範疇，危害甚大。
即使是苦心鑽研的學者，也難免犯錯，何況後學呢？隨便用藥殺人，實在令人痛心！學問之難，由此可見！吳又可確實能區分寒溫二字，但他所見證候，實際上並沒有用到辛溫、辛熱、甘溫之藥，也不明白伏氣致病的道理，分不清哪些是立即發病的傷寒，哪些是伏氣待春而發的溫病，便武斷地認為溫熱的病因不是風寒，他不責備自己理解不清，反而責備經文的錯誤。
我認為這三位醫家的偏見各有不同：張氏混用經文，將論述傷寒的文字用來證明溫熱，因為傷寒化熱之後，經文也稱為熱病，張氏不能分析，便把溫病當作傷寒。喻氏立論，開口便談論春溫，早春時節，所見到的疾病，多有寒證，因此把傷寒當作溫病。吳氏在崇禎年間饑荒戰亂之際，到處都是溫疫，便直接否定了經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的說法。
他們都是各執己見，不能融會貫通。我認為，伏氣致病，例如春溫、冬咳、溫瘧，《內經》已經明確說明了。也有一些疾病不是因為伏氣，而是司天時令現行之氣所致，如前文《六元正紀》所述。這兩種情況，都是自然規律。還有一些情況是非時而有其氣，如吳又可所說的戾氣，偶爾也會出現，屬於變異。關鍵在於執政者要善於觀察其常態和變異，及時採取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