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傷集要》~ 卷三 (4)
卷三 (4)
1. 內傷傳屍勞瘵證治
若或腎火虛而勢危困者,則於補水之中再補其火,則不獨腎家之水火相濟,而補脾之功亦寓於中矣。是在人之神而明之已耳。予嘗深為《內經》精不足者補之以味與陰陽形氣俱不足者調以甘藥之旨,酌取甘而不寒、溫而不燥諸品,合成方劑,用治虛損,漬漸與服,頗多濟益也矣。
按:內傷勞損,病之至劇至危者也。自《內經》、《難經》明其根源,脈證治法賴仲景《金匱》闡發其義,始得以窺其微妙。至東垣主於補中益氣,丹溪主於滋陰降火,究亦舉一節以立言,非以概其全體也。迨後喻嘉言深體《金匱》之旨,誠得治虛損之良法耳。而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諸公,又何嘗非遵內典以著論施治也。
近世醫流,未能融會貫通,往往膠柱鼓瑟,物而不化。予嘗見其治虛損也,每執乎滋陰降火,而奉知柏、四物為神丹,不知丹溪所以用之者,為救其偏於扶陽之弊也。彼不嘗用人參斤許以為治療乎,其全書原自可考焉。抑又有重用地黃為滋陰補腎者,不知此惟景岳用之,但彼多有人參以相斡旋,藉以固其元氣而鼓舞藥力,不至有泥膈壞胃之愆。今則無參可用,安能重用地黃耶。
此皆不善讀書以明其理,何漫以醫任而夭枉人命也哉。然而補陽,則又未可苟矣。古方用桂、附以補命門之真陽,若虛損而至失血,則辛熱之藥大非所宜。故嘉言深契《金匱》建中之義,惟在補脾中之陽氣,而謂桂、附之用,恐已虧之血無能制其悍,而未動之血不可滋之擾也。試深繹其言,惟用稼穡作甘之本味,而酸鹹辛苦,在所不用,舍是別無良法。
則可知勞損而不失血,成方有可專施;勞損而至失血,成方未可盡泥也。予所以於乾血勞證,而不存《金匱》之大黃䗪蟲湯、百勞丸,以其過於峻劫,未敢輕用,勿令昧昧者之貽害無窮也。謬為僭削,仁人君子諒有以明其心者矣。
白話文:
若腎陽虛弱,情況危急,則在補充腎陰的同時,也要補充腎陽,如此便能使腎陰腎陽調和,同時也能滋補脾臟。這需要醫生用心去體會和理解。我深研《內經》中“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和“陰陽形氣俱不足者,調以甘藥”的論述,選取甘而不寒、溫而不燥的藥物,配伍成方劑,治療虛損,慢慢服用,效果甚好。
內傷勞損是極其嚴重危急的疾病。《內經》、《難經》闡明了其病因病機,仲景的《金匱要略》則詳細闡述了其脈證及治法,使後世得以窺探其精妙之處。李東垣注重補中益氣,朱丹溪注重滋陰降火,他們都只是從某一方面論述,並不能概括其全部。直到喻嘉言深入理解《金匱要略》的精髓,才真正掌握了治療虛損的良法。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等醫家,也都遵循經典醫籍進行論述和治療。
近世醫者,未能融會貫通古人醫理,往往死板教條,墨守成規。我常看到他們治療虛損,執著於滋陰降火,將知柏地黃丸、四物湯奉為神丹妙藥,卻不明白朱丹溪使用這些方劑,是為了糾正過度溫補陽氣的弊端。朱丹溪本人也曾大量使用人參治療,這在他的著作中都可以查到。還有一些人過度使用地黃滋陰補腎,卻不知道這是張景岳的用藥方法,張景岳用地黃時,常用人參來輔助,以鞏固元氣,增強藥效,避免損傷脾胃。如今卻不用人參而大量使用地黃,這是不對的。
這些都是因為不善於讀書理解醫理,胡亂行醫,導致枉死人命。然而,單純補陽也不可取。古代方劑用桂枝、附子補益命門真陽,但若虛損到失血的地步,辛熱藥物就非常不適合。因此,喻嘉言深入領會《金匱要略》中建中湯的用意,認為應該補益脾陽,而桂枝、附子等藥物,恐傷及已虧損的血液,又會擾亂未受損的血液。仔細研讀他的論述,就會明白,治療這種病症,應當使用具有甘味滋補作用的藥物,而酸、鹹、苦、辛等味藥物,則不宜使用,除此之外別無良策。
由此可知,勞損未失血,可以專用某些方劑;勞損已失血,則不能完全拘泥於某一方劑。因此,對於乾血勞證,我不使用《金匱要略》中的大黃䗪蟲丸、百勞丸等方劑,因為它們峻猛攻伐,不敢輕易使用,以免造成無窮後患。以上淺見,如有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