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藏府三焦
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內也。且夫人之於身也：內焉藏府三焦，外焉四肢九竅，各有官司，不可一缺焉。既而不可一缺也，孰取孰舍？孰重孰輕？孰親孰疏？孰先孰後？雖然，其最要者，莫逾於胃焉。生也在於茲，死也在於茲，疾湊於茲，藥適於茲，故人身之為要也。
胃之為最焉，惟胃中之可稽而度也。有飲食與前後之在，則外候之不得不肇於此。既其餘液之從胃溉致於膀胱，而為前溲也。膀胱之可稽而度者：有清濁數澀之在，則外候之亦不得不由於此。如膈間，則固其人之所自知也；因審其所知，而取之於外候也，亦猶胃膀胱也。故雖藏府及三焦之悉具於內，不可得而窺乎？
既設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內也。所以惟於藏論心，於府論胃膀胱，時又論三焦也。此豈若他藏府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稽而度也矣哉？自《素問》、《難經》之說藏府三焦，而後世直索之於內，議論紛呶，五為六，六為五，心包、命門，實如洞視然。遂至盡配之藥曰：「入某藏，之某經，補其藏，導某經。」論仲景氏之所未論，而聳動人心耳。此其說之出乎議論也，不乖其實者幾希。假令發解藏府，極盡其布置色味、斷續長短、大小分寸，脈理之所通、經絡之所繫，而烏能得窺度其藥之合五七味若十數味，為一方也？既服之後，復能別入某藏、之某經否？補某藏、導某經否？果能治其疾乎？又將為害乎哉？
夫既肝、腎、肺、脾、膽、心包、命門、大小腸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稽而度也，又何有治法之可索也？仲景氏之所以不論及於此也。因是而觀之，與以吾之淺膚之識，搜索夫難窺難度之藏府也，寧服膺仲景氏之教，以就此易窺易度之外候也。然後能識此藥之敵彼之疾，不過而謬，則吾其愉快也已矣。是故至如肝、腎、肺、脾、膽、心包、命門、大小腸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稽而度也，則姑舍㫋；吾將惟從夫心、胃、膀胱，及三焦之為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已矣。
臟腑三焦
人體之內有臟腑三焦，外部則有四肢九竅，各司其職，缺一不可。既然皆不可或缺，那麼何者當取、何者當捨？何者為重、何者為輕？何者親近、何者疏遠？何者優先、何者置後？然而其中最關鍵者，莫過於胃。生命存亡、疾病侵襲、藥物調理，皆與胃息息相關，故胃實為人體之核心。
胃之所以最為重要，在於其狀態可透過外在觀察而推測。飲食攝入與排泄狀況，皆為判斷胃功能的外在依據。胃中餘液流注至膀胱，化為小便；而膀胱的狀況亦可透過尿液清濁頻率等外顯症狀來推斷。至於橫膈部位，則是自身能明確感知的範圍。透過這些已知的外在表現，如同觀察胃與膀胱一樣，雖無法直接窺見臟腑三焦的內部構造，卻能掌握其機能狀態。
透過劃分上、中、下三焦部位，並對應各自的外在徵候，便能完整理解而不遺漏，猶如直接探究體內一般。因此，論及臟腑時特別強調「心」，論及腑時則注重「胃」與「膀胱」，偶爾也討論「三焦」。這與其他難以窺見、缺乏外在辨證依據的臟腑（如肝、腎等）形成對比。自《素問》、《難經》闡述臟腑三焦理論後，後世醫家爭相探究內在，卻眾說紛紜，甚至混淆五臟六腑之分，將心包、命門等概念過度穿鑿，更進一步牽強歸納藥物效用，聲稱某藥「入某臟、行某經、補某腑、導某經」，此類論點甚至超越仲景學說，徒然譁眾取寵，卻罕有符合實際者。
假使真能徹底解析臟腑結構，詳盡其分布、色澤、氣味、形態、脈絡與經絡聯繫，又如何能斷定十數味藥組成的方劑，服後必定歸屬特定臟腑經絡？果真能精準補瀉或治病嗎？抑或反致危害？既然肝、腎、肺、脾等臟腑無法直接觀察，外在又無明確辨證依據，又如何奢求對應治法？這正是仲景學說未深究此類理論的原因。
因此，與其以淺薄之識強解晦暗難明的臟腑，不如遵循仲景教誨，專注於易於觀察的外在徵候。如此方能準確判斷藥物與病證的對應關係，避免謬誤，此方為醫者之樂。至於無法窺見且缺乏外候依據的肝、腎等臟腑，姑且擱置；吾輩當專注於心、胃、膀胱及三焦——其明確的上中下分部與外顯徵候相符，足以完整掌握而不偏廢。
2榮衛
榮衛之出乎素難焉。後世敷演其說。傷寒為陰邪，為在榮分。中風為陽邪，為在衛分。配麻黃於榮，配桂枝於衛。且以所為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見以為即未發熱，必惡寒者也。此等之類，殊為不通。何則？陰陽本是表裡之統名也。傷寒中風者，輕重之別也。陰陽以統表裡，輕重以別風寒，非以風寒為陰陽也。故陽邪陰邪，惟以三陽三陰言則可，以傷寒中風言則不可也。無熱與未發熱不同。無熱者，本以三陰言，無表證之謂也。有熱為表，故其有熱而惡寒者，知其在表位，故曰：發於陽也。無熱為里，故其無熱而惡寒者，知其在裡位，故曰：發於陰也。
此主病位而言之也。未發熱者，雖未見其熱，而頓將發者也，而非若三陰之無熱也。對已字而云未，惟言有其先後已，云無云未，辭亦自別。豈可混同以視之乎？又豈可以風寒為陰陽乎？夫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素難之所說，詳悉莫以尚焉。榮衛之名，蓋昉於此，而其書則成於仲景氏之後也。
謹按本論，言榮衛者，僅二三。因審其語脈，不似仲景氏之辭氣也。且治法之於榮衛，必不可不言，則何不肇之於桂枝麻黃之初乎？此果後人之說，謬混於此者歷然也。氣血字，論中一無有也。雖然，於發汗吐下後，及下利之證，每論亡津液，津液越出，及亡血之等，殊為緊要。
則其旨雖不同，而其名言之也，為不大相遠矣。然如仲景氏之所論，則所見盡在於外證焉。後世遂取之於臆，有汗多亡陽，下多亡陰等之說。而汗多亡陽，見於大青龍湯，救逆湯之條，及陽明篇。然其云亡陽及虛，皆非古義，亦必後人之說耳。桂枝二越婢一湯之條曰：無陽。少陰篇曰：亡陽，又曰：陽已虛。亡無通，陽謂表也。無陽者，謂表證已解也。陽已虛者，謂表證已解，惟精氣未復也，即與陰陽俱虛同。古義為然矣。
古語曰：百病生於氣。氣即俠氣，勇氣，浩然之氣，氣力，血氣之氣也。言病機百出，一由氣血之鬱結也。後世誤解，為心氣之氣也。謂人之苟苦思勞心於事，則必敗心矣。因名以心氣不足，與之以藥，欲以救且補之也。夫藥也者，性之偏焉者也，豈可能補其不足乎？又豈可能救其勞苦乎？
若惟言因其勞苦，而氣血鬱結，致此之疾，則猶可。然後隨其脈證，而處之方，則其何不可乎？假令人之苦思勞心於事於此，乃其事之頗從己之意，則必不俟藥，而思弭心弛矣。若不從己之意，則愈苦愈勞，而思奚弭，心奚弛矣。當是之時，莫有能救且補之之良藥也。醫乃命之字，而稱勞疫，則人亦乞之藥，豈非惑之已甚乎？
榮衛的
榮衛的概念出自《素問》與《難經》，後世對此有諸多解釋。認為傷寒是陰邪，作用於榮分；中風是陽邪，作用於衛分，並將麻黃歸屬榮分，桂枝歸屬衛分。還認為「無熱惡寒」即為陰證，或即使未發熱也必定惡寒，這些說法其實並不合理。
陰陽本是用來概括表裡的總稱，傷寒與中風則是病情輕重的區別。陰陽用於統括表裡，輕重用於區分風寒，但不等於風寒本身可分陰陽。因此，陰邪陽邪若從三陽經、三陰經的角度討論尚可，若直接用於傷寒與中風則不恰當。「無熱」與「未發熱」也不同：「無熱」是指三陰證，代表無表證；有熱屬表證，故有熱且惡寒者為表證，稱為「發於陽」；無熱屬裡證，故無熱而惡寒者為裡證，稱為「發於陰」。
此處是從病位來論述。「未發熱」是指尚未出現熱症，但即將發熱，並非像三陰證那樣根本無熱。「未」是相對於「已」而言，僅表示時間先後，與「無」意義不同，不可混為一談，更不可將風寒直接等同陰陽。
榮衛實為氣血的別稱，《素問》《難經》對此論述已十分詳盡，榮衛之名亦始於此，但相關著作成書於張仲景之後。查閱《傷寒論》，提及榮衛僅兩三處，且文辭風格不像仲景原話。若榮衛對治療至關重要，為何不在桂枝湯、麻黃湯的條文中直接提及？顯然是後人謬誤混入。此外，《傷寒論》中並未使用「氣血」一詞，但在論述發汗、吐下後或下利證時，反覆強調「亡津液」「津液越出」「亡血」等，這些雖名稱不同，實質與氣血概念相近。
仲景論述多著重外證，後世卻憑空臆測，提出「汗多亡陽」「下多亡陰」等說法。其中「亡陽」見於大青龍湯、救逆湯條文及陽明篇，但所稱「亡陽」「虛」均非古義，應是後人添加。如桂枝二越婢一湯條文中的「無陽」，以及少陰篇的「亡陽」「陽已虛」，「亡」與「無」相通，「陽」指表證，「無陽」意為表證已解；「陽已虛」則指表證雖解，但精氣未復，與「陰陽俱虛」同義，這才是古時本意。
古語雲：「百病生於氣」，此「氣」指俠氣、勇氣、浩然之氣或血氣，意為疾病多因氣血鬱結而生。後世誤解為「心氣」，認為過度思慮會損傷心，遂以「心氣不足」為名投藥，試圖補益。然藥物性質偏頗，豈能補足不足？又豈能消除勞苦？若因勞累導致氣血鬱結而致病，尚可理解，再依據脈證開方治療，則無不妥。但若事情順心，即使不藥而癒；若事與願違，則愈發思慮難解，此時並無所謂補心良藥。醫者若將此稱為「勞疫」，患者又求藥救治，豈非荒謬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