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這樣的情況，所以曹師極力主張經方，想把中醫從庸俗的、敷衍的治療風氣中挽救出來，使得治醫的人們，除了知道中醫在輕描淡寫的時方而外，還知道有一種大方重劑可以挽救沉疴，使中醫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用有力的事實，來挽救滅亡的命運，這是曹師不得已而不顧一切堅決主張經方的苦心，不但在當時，就是直到今天，還是很少人能夠理解的。

就時方來說，曹師也不是一概的加以抹殺，在同門秦伯未兄的序文中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從曹師和丁甘仁先生的關係中更加可以充分的說明。丁甘仁先生是以時方擅長，可是他的運用時方，完全因人而施，用丁甘仁先生的話來說：「我之所以用輕劑者，彼固未有重病也。

」事實確是如此，丁甘仁先生的病號，大都是養尊處優之人，有的是偶感風寒，稍覺不適；有的是閨中弱質，情感抑鬱，這樣的病人，藿香、桑葉、陳皮、豆蔻便以足夠奏效，曹師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一遇到危篤的病症，丁甘仁先生就又往往以大劑活人。曹師對他的用附子理中湯治血症，推祟其深明醫理，可見丁甘仁先生的運用時方，是有他一定的根據的。

至於去曹師那裏治療的，一般都是勞動人民，不到病勢危險，決不就醫，所以所用的全是經方大劑。丁甘仁先生不反對曹師用經方，曹師也不反對丁甘仁先生用時方，兩人在醫學上結成最相知的友誼，可見曹師的反對時方，並不是反對適當的運用時方，而是反對只知時方不知經方的市僧，否則曹師就成為泥古而不通今的曹師，而不是以保衛中醫為己任的曹師了。

解放以後，辯證唯物論的醫學巴甫洛夫學說開始介紹到中國來，不但逐步澄清氾濫在中國西醫中間的唯心論以及機械唯物論、二元論、生機論、活力論等等各式各樣的唯心論，同時也為中醫明確了一條研究的方向。過去中醫所說的心為君主之官，以及營氣、衛氣、百脈經絡等等，雖然有許多是抽象的東西，有許多只是從經驗上得到的推論，實際上已經接觸到神經系統的作用。

在治療方法上，主要從整體出發，不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一情況，也和巴甫洛夫學說有機體內在和外在環境的統一的基本觀點有其相通之點。曹師雖然由於時代的限制，沒有接觸到巴甫洛夫的學說，但是他研究醫學的方法，特別注意人身各部份之間的聯繫，從聯繫中進行治療，不但闡發「陽明譫語，一下而愈」是明顯的例子，其他如「用半夏去心下水氣以止嘔」，遇當利小便之症，不用五苓而用麻黃發汗，這種例子在書中是多得不可勝舉。

就是對太陽太陰六經病將愈，從某時至某時各條，歷來註家，不是糾纏於陰陽，便是認為無稽，曹師也從天時的變化和病情相適應來進行解釋。這許多獨特的見解，不但辨證的注意於人體的全面，而且把內在的主體和外在的客觀環境都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