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傷寒金匱發微合刊》~ 再版前言 (2)
再版前言 (2)
1. 再版前言
根據這樣的情況，所以曹師極力主張經方，想把中醫從庸俗的、敷衍的治療風氣中挽救出來，使得治醫的人們，除了知道中醫在輕描淡寫的時方而外，還知道有一種大方重劑可以挽救沉疴，使中醫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用有力的事實，來挽救滅亡的命運，這是曹師不得已而不顧一切堅決主張經方的苦心，不但在當時，就是直到今天，還是很少人能夠理解的。
就時方來說，曹師也不是一概的加以抹殺，在同門秦伯未兄的序文中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從曹師和丁甘仁先生的關係中更加可以充分的說明。丁甘仁先生是以時方擅長，可是他的運用時方，完全因人而施，用丁甘仁先生的話來說：「我之所以用輕劑者，彼固未有重病也。
」事實確是如此，丁甘仁先生的病號，大都是養尊處優之人，有的是偶感風寒，稍覺不適；有的是閨中弱質，情感抑鬱，這樣的病人，藿香、桑葉、陳皮、豆蔻便以足夠奏效，曹師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一遇到危篤的病症，丁甘仁先生就又往往以大劑活人。曹師對他的用附子理中湯治血症，推祟其深明醫理，可見丁甘仁先生的運用時方，是有他一定的根據的。
至於去曹師那裏治療的，一般都是勞動人民，不到病勢危險，決不就醫，所以所用的全是經方大劑。丁甘仁先生不反對曹師用經方，曹師也不反對丁甘仁先生用時方，兩人在醫學上結成最相知的友誼，可見曹師的反對時方，並不是反對適當的運用時方，而是反對只知時方不知經方的市僧，否則曹師就成為泥古而不通今的曹師，而不是以保衛中醫為己任的曹師了。
解放以後，辯證唯物論的醫學巴甫洛夫學說開始介紹到中國來，不但逐步澄清氾濫在中國西醫中間的唯心論以及機械唯物論、二元論、生機論、活力論等等各式各樣的唯心論，同時也為中醫明確了一條研究的方向。過去中醫所說的心為君主之官，以及營氣、衛氣、百脈經絡等等，雖然有許多是抽象的東西，有許多只是從經驗上得到的推論，實際上已經接觸到神經系統的作用。
在治療方法上，主要從整體出發，不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一情況，也和巴甫洛夫學說有機體內在和外在環境的統一的基本觀點有其相通之點。曹師雖然由於時代的限制，沒有接觸到巴甫洛夫的學說，但是他研究醫學的方法，特別注意人身各部份之間的聯繫，從聯繫中進行治療，不但闡發「陽明譫語，一下而愈」是明顯的例子，其他如「用半夏去心下水氣以止嘔」，遇當利小便之症，不用五苓而用麻黃發汗，這種例子在書中是多得不可勝舉。
就是對太陽太陰六經病將愈，從某時至某時各條，歷來註家，不是糾纏於陰陽，便是認為無稽，曹師也從天時的變化和病情相適應來進行解釋。這許多獨特的見解，不但辨證的注意於人體的全面，而且把內在的主體和外在的客觀環境都結合起來。
白話文：
再版前言
當時中醫界充斥著庸俗敷衍的治療風氣，曹師因此極力提倡經方，希望藉此挽救中醫。他希望醫師們除了常見的時方外，也能掌握經方這種重劑治療危重疾病的方法，讓中醫在險峻環境中憑藉實際療效避免滅亡。曹師的堅持在當時乃至今日都鮮少人能理解。
曹師並非完全否定時方，正如秦伯未先生在序文中所指出的，他和丁甘仁先生的關係便可佐證。丁甘仁先生精通時方，但用方十分講究，他認為輕劑適用於病情較輕的患者，例如養尊處優者偶感風寒或閨中女子情緒鬱結，藿香、桑葉等藥物即可奏效。曹師也認同這一點。然而，面對危重病人，丁甘仁先生也常會使用大劑量藥物救治。曹師推崇丁甘仁先生運用附子理中湯治療血症，認為其深諳醫理。由此可見，丁甘仁先生使用時方是有其根據的。
曹師的病人大多是勞苦大眾，只有病情危急才會就醫，因此他主要使用經方大劑。丁甘仁先生不反對曹師用經方，曹師也不反對丁甘仁先生用時方，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說明曹師反對的並非適當使用時方，而是反對那些只知時方不知經方的庸醫，否則曹師將淪為墨守成規的古板之人，而非肩負中醫傳承重任的醫師。
解放後，辯證唯物論和巴甫洛夫學說引入中國，不僅澄清了西醫中存在的唯心論、機械唯物論等各種錯誤觀點，也為中醫研究指明了方向。過去中醫關於心為君主之官、營氣、衛氣等概念，雖然抽象且多基於經驗推論，但實際上已觸及神經系統的作用。中醫的治療方法注重整體觀，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與巴甫洛夫學說關於機體內外環境統一的觀點相通。曹師雖然未接觸巴甫洛夫學說，但他重視人體各部分的聯繫，並以此指導治療，書中「陽明譫語，一下而愈」、「用半夏去心下水氣以止嘔」等例子便是明證。他甚至對太陽太陰六經病的癒合過程，從時間和病情變化進行解釋，而非糾纏於陰陽理論，這些獨特見解不僅注重人體整體，也將內在主體與外在環境結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