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今衡數不同
鄭世子曰：按淮南子謂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則一銖者，一百四十四粟也。漢志謂一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一銖乃一百黍也。後漢志注又謂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銖，則一銖者亦惟百粟耳，更減淮南之數而不相合也。且漢制律度量衡，悉紛亂無紀。臣家有漢錢數十枚，凡若干種，每種雖度數分寸彷彿，而厚薄輕重不勻。
以漢食貨志校之，彼志云：貨泉重五銖，貨布重二十五銖，大泉重十二銖，大布重二十四銖。臣以今時等子，將錢每種或十枚或五枚，總秤之以均其輕重，而用算法求之，合其一兩之數，則大泉合今三錢三分，貨泉合今三錢五分，貨布合今三錢七分，大布合今三錢八分，此皆漢時一兩之數，而率皆乖異，與宋呂大臨考古圖之說相同。大率漢之一兩，惟有今之三錢半強，是漢三兩為今之一兩強。
其數與秬黍之法不同者，蓋因劉歆誤以秠黍為秬，故律、度、量、衡，四器皆失之小，其餘器皿，率多舛謬矣。又史言晉之秤兩，不與古同；梁陳依古秤；齊以古秤一斤八兩為一斤；後周玉秤四兩，當古秤四兩半；隋以古秤三斤為一斤；唐量衡與古校，皆三之一。然史文缺略，今不能的悉其數。
唐孫真人千金方曰：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十當作百，傳寫之誤。）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合今之六錢也。）十六兩為一斤，此則神農之秤也。吳人以二兩為一兩，隋人以三兩為一兩，今依四分為一兩秤為定。（此唐秤十斤，正合今之六斤。）此說足以破其惑。
而肘後方鹿鳴山序云：古方藥品分兩，灸穴分寸，與今不類，為古今人體大小或異，血脈亦有差焉。此說非也，宋林億等千金方凡例曰無稽之言莫此為甚者是也。又如千金方所載藥升之制，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此升甚小，不知何代之量有如此者？又云半夏一升，秤重五兩。
校之不同。即所云諸藥權量，大率類此，姑存其說，以見度量權衡長短大小輕重之不同耳。隋唐宋元之度量，校之累黍則失於長大；漢魏南北朝之度量，校之累黍則失於短小。宋儒論樂律者，率舍高而取下，論度量者，又舍大而取小，夫豈知適中之道哉？今選羊頭山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粒，實於黃鐘之龠無欠無餘，以天平秤之，整有三錢，乃古半兩也。兩龠之黍，當天平六錢，為古一兩。
然則古秤一斤，當天平九兩六錢，今之平秤一斤，是古一斤十兩，蓋三分兩之二也。今大明鈔尺七尺五寸，適合黍尺一丈；鐵斛三升二合，適合黍量一斗；平秤九斤，適合黍權一秤。（十五斤曰一秤。）雖不同而實同，雖不用而實用，妙理存乎其間，而人未之知也。臣若不累黍親驗，亦不信有如此之妙。
古今衡數不同
鄭世子指出：根據《淮南子》記載，十二粒粟的重量等於一分，十二分等於一銖，因此一銖相當於一百四十四粒粟。而《漢書·食貨志》則記載一千二百粒黍為十二銖，即一銖為一百粒黍。後漢書的註解又提到十粒粟等於一圭，十圭等於一銖，如此一銖仍為一百粒粟，但與《淮南子》的數值不符。此外，漢代的度量衡制度混亂無序。
鄭世子家中收藏數十枚漢代錢幣，種類繁多，每種錢幣的尺寸相近，但厚薄與輕重不一。他根據《漢書·食貨志》的記載，以當時的秤具測量各類錢幣（如貨泉、貨布、大泉、大布），發現漢代一兩約等於當時的三錢半左右，即漢代三兩相當於當時一兩多。這種差異可能源於劉歆誤將「秠黍」當作「秬黍」，導致律、度、量、衡四種標準皆偏小，其他器皿的度量也多錯誤。
歷代度量衡變化不一：晉代的秤兩與古代不同；梁陳沿用古秤；齊國以古秤的一斤八兩為一斤；後周玉秤四兩等於古秤四兩半；隋代以古秤三斤為一斤；唐代的量衡則為古代的三分之一。但因史料殘缺，具體數值難以詳考。
唐代孫思邈《千金方》提到，古代秤制僅有銖兩而無「分」的名稱，後世改以一百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合當時六錢），十六兩為一斤，此為神農時期的秤制。吳人以二兩為一兩，隋人以三兩為一兩，唐代則定為四分一兩。此說釐清了古今差異。
《肘後方》序言認為古今藥量與針灸分寸不同是因人體大小變化，但此說被宋代林億等人駁斥為無稽之談。《千金方》記載的藥升容量極小（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且半夏一升重五兩，與其他記載不符，顯示度量衡的混亂。
隋唐宋元的度量偏大，漢魏南北朝則偏小。宋代學者討論樂律時傾向取較低數值，論度量時又取較小標準，未能符合中庸之道。鄭世子實測羊頭山秬黍一千二百粒，恰好裝滿黃鐘律龠，重量為三錢（古半兩），兩龠黍重六錢（古一兩）。因此，古秤一斤相當於當時九兩六錢，而當時一斤則為古一斤十兩，差異約三分之二。
明代的大明鈔尺七尺五寸等於黍尺一丈；鐵斛三升二合等於黍量一斗；平秤九斤等於黍權一秤（十五斤為一秤）。雖形式不同，但實際相符。鄭世子強調，若非親手以黍驗證，難以相信其中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