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id":"s001","original":"方法之言古今也。建極於何之時。而為古為今乎。以今而視宋元之時。邈乎古矣。豈可以今言之哉。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而已矣。其於古也。雖有和緩俞胕文摯扁倉等。而其方法不傳。則何以建而為之極乎。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獨作傷寒之論。以傳其方法。乃其所論也。不惟傷寒。而方法之具。莫正焉。方法之傳。莫古焉。既而其論定於仲景氏。而其書出於仲景氏。則古之於方法。當委之於仲景氏。建以為極而已。又曷議之為。然後之言古方者。或謂周官之遺篇。或謂扁鵲之遺法。此皆不委之於仲景氏。強而議之者也。豈非穿鑿之殊甚乎。當西晉之時。有王氏叔和。其所著之脈經。蓋出於其獨得之識也。於仲景氏之術。莫或大裨益。惟其務於傷寒論。而傳之於後世者。此其功之偉者也。當唐之時。前有孫氏思邈。後有王氏燾。而孫之撰千金方。王之纂外臺秘要方。各設病門。而傷寒為一門者。既非仲景氏之旨也。是以雖博輯群方。而不獲其大要。何以盡行之於今乎。故二氏之於方法。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善。有不善。先以獲仲景氏之旨為本。乃適於此而擇之也。其擇在於仲景氏。是為其善者也。不適於此而擇之也。其擇在於己之私。是為其不善者也。夫既擇之以其善者。然後其可以行於今者。僅不過十之一二。乃取其一二。以弘仲景氏之道。則方法之莫不該備焉。於是乎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二氏。我乃呼以為古。不亦可乎。至宋元之時。有諸名家。亦莫不皆祖述焉。雖然。率囿於素難。不能逾短牆也。而謂古不愜今。遂還轅軛。肇方法於我。而擅攪舊轍。於是乎歧為二途。仲景氏之術幾熄。而專為宋元之流。我乃呼以為今。不亦可乎。古今之不可妄言也。建之極者為然矣。而今之為宋元之流者。動輒曰。人之天稟。有古今厚薄之差。嗟嗟。是何其言之謬乎。夫雖古今異乎。天地萬物。固無有古今。天地萬物。既無有古今。而獨人為有古今厚薄之差者。最為無謂矣。何則。人壽百歲。雖古實稀。故僅載之於史。或傳之於言。然則札瘥短折之人。果其無有乎。古何異於今也。雖今之漸及季衰。而百歲之人。果其無有乎。今何異於古也。豈獨人而有古今厚薄之差乎哉。可謂謬矣。雖然。姑從其說而論之。古之人之果厚。而今之人之果薄。方其有疾也。則治之以藥。藥也者。草木蟲石也。草木蟲石。亦與人同。受天地之氣。以生於其間。古今厚薄。亦惟從以移也。則古之人之厚也。必以古之藥。今之人之薄也。必以今之藥。古之所愜。而今何不愜乎。因此而觀之。人與疾。與藥。固不出於天地之外而受之氣也。則古自古。今自今。厚自厚。薄自薄。無不從以移矣。豈取古之藥。而行於今之人乎哉。況於日月之系。星辰之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彌乎萬古萬今。而不竣其政令焉乎。然則於人。亦無古今厚薄之差。可以知矣。惟其於天稟。不在於古今。而在於人人。人人之於厚薄。及其臨疾而行藥也。必從為之酌量。此亦何有古今乎。然強為古不愜今之說。不但誑庸愚。雖有識之人。殆誘其黠言。豈非妄誕之甚乎哉。若及近世。好古之士頗多。而無不熟西漢以上之書。不翅儒術再闢榛棘。醫亦幸得復古之時。及仲景氏之術。於是唱古之方術於本邦者。先有丹水先生。而繼起者。為艮山先生。此其嚆矢也。而繼之者。為秀庵先生。各有著作。而行於世。然於仲景氏之書。則有所未盡矣。又繼而起者。有若一閒齋先生。有若東洋先生。有若東洞先生。亦各雄於當世者也。然於仲景氏之書。則猶有所未盡矣。獨如東洞先生。則張識於扁鵲。而睥睨於仲景。一術於掌握。以屏議論之諠。不歆輕薄之譽。不屑睚眥之毀。先生之於業。可謂達矣。於先生則既達矣。後進之受其業者。恐不達其所達也。世有稱古方家者。特取方於仲景氏。如其脈證。則不必從仲景氏也。因試問之。則曰。此經驗之方。且曰。仲景本非聖人也。何其無缺遺矣。後世謂為醫之聖。不亦謬乎。如其傷寒論。則自好方技之篤。隨得而所筆。固不足以為規則。醫之於術。方而已矣。察其證以處之方。則在於我也。何拘仲景之脈證之為也。且今之病疾者。能愜其脈證者固少。若拘於此。則其鮮不失乎。故度其宜以處之。此我之術也。嗟此何言與。嗟此何言與。夫如此。則醫之於術。不在於古。而在於我也。其在於古者。特方而已。特取其方。而擅於己則果不能出於宋元諸氏之上也。豈足以古稱之哉。夫方法之能得其要領。而詳悉莫所不至者。孰若仲景氏也。如宋元諸氏。則其纖密逾於仲景氏。頗陷於鑿空。此失之於深者也。如所謂古方家。則惡夫鑿空。遂馳於疏漏。此失之於淺者也。欲以此而盡於百病。不可得也。術之將窮乎。於是病者以其治驗之終不能如其言。致咎於醫。醫則以其服醫之不遂從其指揮。歸罪於病者。其相責也若此。而不知其是非也。此惡能勝宋元之流而上之哉。要之如宋元之流。則猶遠乎害。以其失於深也。如古方家。則殆近乎害。以其失於淺也。深之與淺。兩不得其中。能得其中者。莫如仲景氏焉。故仲景氏之脈證。不可不循者也。豈特取其方而已哉。且其所謂經驗者。在其始也。將何之據乎。又將試以己之妄乎。此芥蒂其人也。仲景氏既論脈證。以為規則焉。而去其規則。從己之經驗也。然己之經驗。本由於仲景氏。而不由於己。此不信仲景氏之規則。而信己之妄者也。若必以經驗言之。則或載於書。或傳於人者。何方之非經驗也。夫疾病之似而類者。固不少矣。故其於方法。不滯於一。又不眩於百。此之為要也。若其脈證之既移也。不可不從以轉焉。然因循不轉。及其脈證之既大移。而己之處方。愈遂不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何隨以轉之為。有特操者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滯於一乎。脈證之未移也。不可不從其舊焉。然己處之方。則數轉不處。朝轉而夕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不可不隨以制之。臨機應變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眩於百乎。及其最甚者。則建二三之主方。而加減以施於百病。自謂醫之術盡於此矣。此其方之與加減。皆自乎己者也。疾病之於情狀。有止於一焉者。有之於二三焉者。以其之於二三焉者而一之。則不可也。以其止於一焉者而二三之。亦不可也。彼亦一不可。此亦一不可。於其不得其要則一也。欲得其要。則莫若循仲景氏之規則焉。乃其於規則也。有不必兼治。而分治各證者。有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者。有一方而二三其脈證者。有證相類而方不相類者。有藥多而證少者。有證多而藥少者。凡是皆仲景氏之所以能極其變化。能致其妙用。使後人據以行之者也。豈非規則哉。不可不循焉。夫疾有形。而方無形。故方有移。而隨其疾之形。以為之制也。故方有形。則不足以制矣。若有經驗之挾於意。則方先疾而有形。方既有形。則疾無形矣。聞無形之能制有形。不聞有形之能制無形。是故其似而類者之多。雖既驗於彼。而未必驗於此也。方本無有善否。能得其宜。則皆善矣。是故雖不驗於彼。而又驗於此矣。此經驗之不足貴也。而方豈有善否哉。夫雖仲景氏之非聖人乎。方法之肇於此。而吾儕之據於此。則於我乎不得不尊奉。既尊奉之。則不得不竊比諸聖人。竊比諸聖人。不敢侵先王之尊。假微於我之醫。則誰敢為強僭哉。且視傷寒論。方匯之不如。是皆窺仲景氏之輕忽。未始信其書。是以不能通會終始。截取其意之所應。至其所不應。則必罪叔和。曰此必渠之所攙入。以塗竄之欲罪叔和之意。先翳膜其目。是以仲景氏之所要論。亦或塗竄以斥之。不辨其所論之脈證。即為規則。去其規則。特取其方。豈不亦妄乎。脈證本也。處方末也。去本而取末。是以忽看藥味。而推之於理。謂方有某某之藥。宜治某某之證。此其妄之始也。既配每藥於每證而不厭。加之以加減。此其妄之終也。是所謂無寸之尺。無星之稱已。惡識仲景氏之規則哉。大抵古人之舉事以述義也。撰其可以規則於後來者。編之於書。以傳焉而已。豈若後之專貪名利之比哉。不可不信矣。孟軻氏有言云。盡信書。不若無書。此惟疑尚書之言之侈已。非博斥書籍之言也。觀下文顯曰。於武成取二三策。可以見矣。後人誤以為博斥書籍者也。設令博斥書籍。我則反孟軻氏。幡然而更曰。不盡信書。不若無書。嗚呼難哉。生於今之時。而明於古之術也。若不信其書。將何之信乎。我之於仲景氏。雖未能盡明其義。以行其術於今乎。獨信其書。而不疑者也。且其不稱仲景氏之流。而稱古方家者。豈亦有所忌耶。無論其取之於仲景氏。他雜取諸氏之方法。則獨稱仲景氏之流。此似有所支矣。故博稱古方家。以遁乎辭而已。此豈其所以不稱仲景氏之流耶。夫方法之有古今也。歧為二途者。如前所辨矣。於是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孫王二氏。則古之於方法。莫不概備焉。雖然。疾病之變態百出。不可得而窮詰也。雖宋元諸氏之遂還轅軛。擅攪舊轍乎。非全無一二之所得矣。乃取其所得。以應夫變態百出。則亦足以博吾之術。豈不亦愉快哉。醫之為術。雖固多端。而自有要領矣。故不求其多端於遠。而求要領於邇。是之謂善擇也。既善擇而善行於今。則又何言古今哉。雖然。有本而有末。有古而有今。本不立。則末必紊。不識古。則焉辨今。方法之肇於仲景氏也。建極於此。以識乎古。能識乎古。體之於我。則我後於宋元。而能辨其為今。然後擇之以古。以古御今。則今猶古乎。夫既辨今之在於識古。則古今何不言也。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矣。是之謂本立而末不紊也。方法之言古今也。以其必驗於疾為要矣。有迂闊者。有捷徑者。有迂闊而捷徑者。有捷徑而迂闊者。故不可不善擇焉。然後言無古今。何為不可乎。亦惟在其人。亦惟在其人矣。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我於吾之術亦云。苟不有忠信之質。則烏能盡仲景氏之術矣乎哉。不可不慎焉。","translation":"關於方法之學的古與今，應當以什麼作為準則來區分古今呢？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宋元時代，已經遙遠得算是古代了。怎麼能用現在的標準來談論呢？所以必須先建立一個準則，而後古與今才能夠加以討論。在古代，雖然有和緩、俞跗、文摯、扁鵲、倉公等人，但他們的方法沒有流傳下來，那麼以什麼來建立準則呢？到了東漢時代，有張仲景一人創作了《傷寒論》，來傳授他的方法。而他所論述的，不僅限於傷寒，各種方法的準則，沒有比他更正確的；方法傳授的淵源，也沒有比他更古老的。從此他的學說由仲景氏而定型，他的著作也出自仲景氏，那麼古代方法的傳承應當歸之於仲景氏，建立他為準則就可以了，又何必再去議論呢？然而後來談論古方的人，有人說是《周官》的遺篇，有人說是扁鵲的遺法。這些都不歸之於仲景氏，勉強加以議論的人，難道不是穿鑿附會得太過分了嗎？\n\n在西晉時代，有王叔和這個人，他所著的《脈經》，大概出於他獨到的見解，對仲景氏的學術沒有太大的補益，只是致力於《傷寒論》，並將它傳授給後世，這是他的大功勞。在唐代，前期有孫思邈，後期有王燾，孫氏編撰《千金方》，王氏編集《外臺秘要方》，各自設立病門，將傷寒列為一門，這已經不是仲景氏的本意了。因此雖然廣泛輯錄了眾多方劑，卻不能獲得其中的要旨，怎麼能全部施行於今世呢？所以這二位對於方法，不能不加以選擇。選擇有好有不好，先以獲得仲景氏的本意為根本，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選擇。選擇以仲景氏為準的，這是好的選擇；不以此為準而以自己的私意為準的，這是不好的選擇。既然選擇了好的，然後能夠施行於今的，只不過十分之一二罷了。取這一二分來弘揚仲景氏的道，那麼方法就沒有不完備的了。於是在仲景氏這裡建立準則，而以孫、王二氏的學說來弘揚道，我稱之為古方，不也可以嗎？\n\n到了宋元時代，有各位名家，也無不遵循闡述仲景氏的學說。然而他們大抵局限於《素問》、《難經》，不能有所超越。他們說古方不適合今人，於是回轉方向，以自己為方法之學的起端，擅自改變舊的路徑。從此分為兩條路，仲景氏的學術幾乎衰落了，只流行宋元以來的流派。我稱之為今方，不也可以嗎？古與今不能隨便議論，以建立準則者為準則，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現在那些宗奉宋元流派的人，動輒說：人的天賦稟性，有古今厚薄的差異。唉！這是多麼荒謬的言論啊！雖然古今有異，天地萬物本無古今之分。天地萬物既然沒有古今之分，卻單單說人有古今厚薄的差異，這是最沒有道理的。為什麼呢？人的壽命能活到百歲，即使在
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