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未序

當我在丁師甘仁處進行臨診實習之前，先進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就讀（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

那時候，曹師拙巢以詞章家兼通岐黃術擔任講席，為了我愛好文學，便跟曹師論醫，餘事學詩。

畢業後還是和同學許半龍、嚴蒼山、章次公兄等，常到曹師寓所虛心的學習和反復問難，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在這過程中給予我深刻的印象，保留到現在還沒有消失。

曹師是經方派的典型，處方、用藥都依照《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規律，強調仲景後的方書微不足道。我的看法呢？

張仲景辨證求因，分經定方，規矩嚴謹，在臨床上自有一定的價值，但受了歷史條件的限制，範圍不免狹隘，不同意把後代許多經驗良方無形放棄。為了這不同的意見，我們有時引起辯論。

在辯論時，曹師看到我們不能瞭解他的用意，往往捨醫談詩，拈題分韻，各自沉思覓句，把緊張的情緒很自然的緩和下來。

我記得一九二四年的冬天，討論芍藥的酸斂和苦泄問題，沽酒烹茶，一燈相對，不知不覺的雞聲唱曉。

最後還畫了一幅墨梅送我，題句中有「微雪消時說與君」，便指此事，可謂風趣極了。

其實，曹師明知同門賞用經方，而且也很願我們從經方去旁求時方，得到更豐富的知識。

相對地，曹師也常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和逍遙丸，以及牛蒡、前胡一類，仲景書中不見的藥，根本沒有抹煞時方。

次公曾對我這樣說：「曹師善用麻黃、桂枝，深惡痛絕的是桑葉、菊花。所以經方和時方的爭執，在曹師心目中就只有麻、桂和桑、菊的區分。曹師也認識辛溫解表不適用於某些症狀，所以他看到黃坤載用紫背浮萍，就把浮萍當作溫病發汗的主藥。」次公的體會，顯然比我深入，曹師並非泥古不化也，在次公的語意中可以體會得到了。

一般熟悉經方是一切方劑的基本，後世方劑大部分跟經方發展起來。

譬如一株樹罷，有了根才有枝葉花果，我們不能孤單的欣賞一枝一葉一花一果，而忽略了它的根子；同時，我們也不能見到一樹一木，就認做是一座森林。

曹師的極端主張研究經方而不堅持反對時方，便是這個道理。

他充分的指出了研究中醫應該從源尋流，不應當捨本逐末，給予後學一個明確的方向。

所以曹師的論詩推祟王漁洋，教導我們又鼓勵多讀漢魏樂府，曾經特地寫了一本《古樂府評注》，可說是同一意義的。

曹師具有淵博的學問，可是業務並不太好，甚至異常清淡。

那時，我的先伯父鄉謚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團體同仁輔元堂，每年端午及中秋節例有施醫給藥，就診的都是勞動人民。

丁師就委託我推薦曹師參加這治療工作，大約前後有三年，《金匱發微》的內容，便是此時的治案（少數是另外的）。

《金匱發微》僅僅是曹師的著述之一，最可寶貴的，不同於過去註家的尋章摘句，鑽到牛角尖裏；也不牽強附會，自作聰明。

他把親身實驗到的老老實實地寫出，沒有經驗的寧缺毋濫，絕對不妄加批判。

這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是曹師平生治學的特點，也就是《金匱發微》的實質。

據我所知，曹師舉孝廉的房師是嘉定秦芍舲先生，也明醫理，後入南菁書院肆業，山長黃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漢學大師兼精醫學。

那麼，曹師的醫學知識，師承有自，可以概見了。

因此，曹師在實事求是診斷下，有「覆杯而愈」的，也有「一劑知，二劑已」的，聲譽漸著，很快的轉變了一部分同道輕描淡寫的作風，不可否認是曹師推動的力量。

日寇侵略江南，曹師的故鄉——江陰淪陷，曹師激於愛國義憤，不屈殉難。

在明年才得到消息，我曾撰詩追掉之（一九三八年）。

在《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再版的今天，更使我回想到曹師誨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確的教學方針。

他留給我們的著作，正是發掘、整理祖國醫學的寶貴材料。

當然，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我們需要全盤接受祖國民族文化遺產，我們要從經方到時方，湯液到單味，取長捨短，消滅宗派主義，發揮中醫藥更大的效用。

然而這本冊子，從中醫臨診來說，定然是值得重視的。

末了，我要說的，過去「仲景學醫與同郡張伯祖，時人以為識用精微過其師」。

但是我在中醫方面，除掉業務之外，雖然也做了一些事，自己覺得沒有很好地繼承衣缽，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見經常會暴露出來，對於曹師的表揚更是談不到了。

偶然和次公談及，他也認為有同樣的感慨，這是我們非常慚愧的。秦伯末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寫於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