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要方》續論

近世的《瘴瘧指要方》，反而譏笑李待制不應當專門主張用生薑附子湯，由此可見他們不知輕重。

因為《指要方》只不過是學傷寒科的人所寫的，所以書中論述病因的幾條，雖然可以討論外方的瘧疾，但用於廣泛的瘴疫卻未必都適用。

關於廣瘴，李待制說：陽氣經常外泄，陰氣經常內盛，兩者相互交爭而造成疾病，就是這個道理。

陰陽二氣相互交爭，就會寒暖不常，寒暖不常，就是寒熱的證候。

人生活在氣之中，就像魚生活在水中一樣，氣候乖戾失常，疾病哪裡能逃脫呢。

《衛生方》說：凡是瘴病在一二日之間，其症狀不出現畏寒壯熱、身倦乏力、頭痛、嘔逆煩躁、胸膈不舒等情況。

如今加以驗證，何嘗不是這樣，如果不是親身經歷、親眼目睹，能知道得這麼詳盡嗎。

又說：病人上膈鬱悶，胸膈煩躁，便自認為有熱。殊不知在炎熱之地患病的人，是由於陽氣不降才這樣的。

陽氣不降，所以腰膝沉重疼痛，腿足寒冷厥逆，這時雖然身體發熱，而陰證已經具備在下了。

如果有人用發汗或通利的藥物，就會在腳跟還沒轉過來的短時間內死去，十個人中沒有一個能存活。

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麼《指要》所引用的青龍湯、麻黃湯、柴胡湯、承氣湯，難道不僅是治傷寒的方法嗎？如果用它們來治瘴瘧，難道不會誤人嗎？

我以自己的經驗，會合各類方書所說，治瘴的方法，只應當溫中、鎮下、正氣和解。其中熱多的，最為難治。

能讓邪熱漸漸退去，正氣趨向安寧，不太需要用到丹砂、附子，這才是得到方法。

或者熱退稍慢，或者分為隔日寒熱，更是可以忍受、可以處理的事，又有什麼妨害呢？

如果急躁地求取效果，急切地服用麻黃、柴胡或通利瀉下的藥物，那麼虛熱未必便退，而且先損傷正氣，使邪氣乘虛而向內侵襲，直達精氣之源和髓海，激發出種種變證，於是導致病情拖延難以安寧，從道理上說是必然的。

用藥固然沒有一定的方法，總之，多適宜用正氣散、和解散。夏季則用六和湯。

有熱重而脈實、胃氣壯的人，可以在和解散中少加紫蘇、地骨皮之類的藥物。

如果身熱而不怕冷，頭痛或眼睛痛，大便自己堅硬，脈象無論浮取還是按取都弦緊而不虛，才可以服用參蘇飲、芎蘇散。

至於素來適宜涼劑的人，有熱也可以服用，稍微平和就停止，不可過多。其證是陽浮陰閉，而上熱下寒。

需要生薑附子湯、附子湯、冷湯、沉附湯、冷香湯、自製養正丹、來復丹，這是既攻又守的方藥。至於《指要》所論述的，診視可說是很詳盡了。

只是也多屬傷寒的脈象，只有最後一條說：浮而弱，按之不足，舉之有餘，萬萬不可發汗，這才接近正確了。知道了這一點，那麼《指要》的說法，才可以實行。

只是炎熱之地的氣候，本來就有淺有深，風土有遠有近，何況天地陰陽歲運各有不同。

如醫書所記載：東坡居士住在黃州，連年大疫，服用聖散子的人都康復了。於是寫序言來流傳這個方子。後來永嘉發生時疫也是這樣，但服用的人卻沒有效果。

又有京師的太學生，相信並使用它，害人更多，這難道不是運氣不同的緣故嗎？

人的稟賦，尚且有厚薄之分，有的人素來適宜涼劑，有的人專門服用補藥。古賢說：人心不同，就像人的面容一樣。心既然不同，臟腑也有差異。

臟腑既然不同，用一種藥物來治療眾人的疾病，怎麼可能行得通呢？

如此甄別，那麼可不可以全在醫者，而不在藥方啊。

雖然近世民間治療的幾種方法，也不可不告訴：有的刺上下唇及兩腳腕，稱為挑草子，很有功效，也見於《指迷方》。不是杜撰的方法，還可以使用的。

另一種方法：不問證候陰陽，便在其發熱的時候，就在肘腕及手指末端等處艾灸。這既不見於方書論載，又不是治瘴瘧的穴位。

不僅沒有益處，而且身體正熱得厲害，又被非平常的火所逼迫，全身出汗。

當時暫時感覺清爽，沒多久邪氣就乘虛侵襲體表，汗孔又閉合，發熱更加厲害。

有的汗出不止，外熱內寒，醫者不知道應當依照《活人書》的方法來解表，表已經很虛，又說可以用仲景的方法下真武湯，服藥不合乎道理，很少不壞事的。

更有病正發作時便飲大蒜酒數升，說可以避瘴，殊不知只有感受冷氣凝滯，以及夏天閉汗的，或許可以飲用它。

如果是正受熱瘴，加上酒引發百脈的熱，蒜激發虛陽，這就是用火來增加火啊。

又有的飲草藥來吐痰，服用蔥豉湯來覆汗，都先擾亂血氣，不能安寧平和。有見識的人自然能夠察覺。景定年間澹寮繼洪書寫於熙平郡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