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耆（注：附黃耆莖葉，黃耆皮）

《本經》說：「味甘，微溫。主治癰疽久敗的瘡（創，現在寫作瘡），排出膿液，止痛，大風癩疾，五痔鼠瘻，補虛，小兒百病。」

《別錄》說：「婦人子臟風邪氣，驅逐五臟間的惡血，補益丈夫虛損，五勞羸瘦，止渴，腹痛，泄利，益氣，利陰氣。它的莖葉，治療口渴，以及筋攣，癰腫疽瘡。」

［正義］黃耆，甘溫補氣，稟承升發之性，專門走行表分而固護皮毛，《本草經》所主治的，多是皮膚肌肉的疾病。

癰疽久敗，則是表虛而肌肉敗壞，黃耆能固表，所以能補其久敗之虛。

而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也是皮膚肌肉久敗的病，培養其在表的氣血，則正氣旺盛而邪氣自然可除。

五痔者，是中氣下陷的緣故，黃耆有升發之力，則能舉其下陷而有餘。然而濕火盛者，不可誤用。

鼠瘻，就是瘰癧，也是綿延久敗的瘡瘍，虛則補之，是黃耆的功用。如果是暴病痰火凝結，則也不是它的治療範圍。

陳修園說：瘰癧是少陽膽經、三焦經的鬱結，黃耆稟受少陽之氣化，能使少陽生發之氣條達，所以能解散其鬱結。

修園又說：《本經》中「補虛」二字，乃是總結上文諸證之久而致虛者，黃耆能補之，並非泛泛地說它是補益之品。

然而壽頤則說黃耆固然是補虛之品，即使認為它泛指諸虛，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它主治小兒百病的原因，是溫和滋長之性，本來就最適宜於兒童的發育生長。

《別錄》主治婦人子臟風邪氣，乃是中氣不振，補益中氣，則邪氣自然消除。

而且氣行則血行，溫養而運行它，那麼五臟間的惡血自然去除。補虛損、五勞羸瘦，都是益氣溫養的功效。

而且甘能益液，溫和則潤澤，而黃耆稟承升舉之性，助其脾胃津液，這樣口渴自然止住。

腹痛泄利，都是中氣不舉，清陽下陷的證候，甘溫益氣，則腹痛泄利自然停止。利陰氣者，陽氣運轉而陰血自然充盛。

莖葉治療口渴，也是升清滋液之功；治療筋攣，也是只有稟承溫和之性者，才能有宣通脈絡的力量。

它治療癰腫疽瘡，則是莖葉自有外行旁達之性，才能疏通氣血，而消腫化壅，與根偏於補益者，本來自有區別。

《日華》說：主治腸風下血，帶下崩中（都是中氣下陷的證候，所以適宜升而舉之）。

又說：主治赤白痢（則一定是久痢氣虛者，才可用它，而濕熱未清，不可妄試）。

潔古說：治療虛勞自汗盜汗（則是溫養元氣，固護膚表的功效）。

又稱它補肺氣（也是肺虛補母之義，實脾土而且能升清氣）。

又說它退肌熱（則是脾虛之發熱，甘味以補脾而助元氣，這樣肌熱可除，所謂甘溫退大熱就是這個意思）。景岳說：黃耆氣味俱輕，專行於氣分而達表。

徐洄溪說：黃耆的皮最厚，所以補益皮肉，是外科生肌長肉的聖藥。

壽頤說：這只是潰瘍日久元氣虛者適宜，毒未消腫未消者不可用。

陳修園說：當歸六黃湯，寒以除熱，熱除則汗止；耆附湯，溫以回陽，陽回則汗止；玉屏風散，散以驅風，風散則汗止。

各方皆藉黃（注：黃字後當脫「耆」字）走表之力，領諸藥達於表分而止汗，並非黃耆本身能止汗。諸家有生用發汗，炒用止汗之說，都是錯誤的。

［發明］黃耆，具有春令升發之性，味甘，氣溫，色黃，皆得中和之正，所以能補益中土，溫養脾胃，凡中氣不振，脾土虛弱，清氣下陷者最為適宜。

其皮味濃質厚，力量都在皮中，所以能直達人的膚表肌肉，固護衛陽，充實表分，是它的專長，所以表虛諸病，最為神劑。

但升舉有餘，偏於陽分，氣虛陽虛者，宜升宜提，而陰虛火擾者宜禁，若肝腎不足，不可誤與升陽，伐其根本。

所以凡飢飽勞役，脾陽下陷，氣怯神疲者，以及瘧久脾虛，清氣不升，寒熱不止者，給予東垣的補中益氣湯，無不迅速見效，正是因為黃耆作為人參、白朮的輔助，而又得到升麻、柴胡以升舉之，則脾陽恢復，而中州的大氣斡旋運轉了。

［正訛］黃耆為固表主藥，甘溫之性，專走肌肉皮膚。

《本草經》主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明確說它專治癰疽之久敗者，則排膿止痛。

因為久敗的潰瘍，肌肉久壞，膿水頻仍，表氣大虛，黃耆益氣固表，以治療其虛，這樣才能排膿止痛。

張隱菴也說癰疽日久，正氣衰微，所以為久敗，然而後人習焉不察，誤認為通治癰疽，把「久敗」二字置之不理。

張潔古則稱它內托陰疽，為瘡家聖藥；繆仲淳則稱它治療小兒胎毒瘡癤；張景岳則稱生者可治癰疽；張石頑則稱它托已潰瘡瘍。

其餘碌碌之輩，無不節取《本經》「排膿止痛」四字，泛指為瘡家必用之藥，所以庸俗之書，治瘡各方，大都不問虛實，插入黃耆一味，自謂能讀《本草經》，而富貴人家也喜歡它的堂皇冠冕，信之不疑，不知毒勢正盛，而用實表之藥，為虎添翼，恰好更加助長其氣焰，則腫瘍難消，潰瘍毒熾，排膿適以生膿，止痛乃以增痛，都是誤讀《本經》的過失。

潔古所謂內托陰疽，注重陰證，還可說得過去，然而堅腫而實其表，也是助邪，終究是不合法。

而且「瘡家聖藥」四字，就是後人沿訛襲謬的根源。

而繆氏《經疏》，竟然說它治療小兒胎毒瘡癤，這些都是熱毒濕火之病，而投以甘溫固表，簡直是抱薪救火，誤讀古書，為何至於如此極端。

景岳、石頑都是高明之士，所論藥物，皆有經驗，而仍然沿襲如此訛誤，又何必責怪平庸耳目的世人云亦云，依樣畫葫蘆呢？

壽頤在瘍科一門，有師承，凡在腫瘍及潰瘍之毒勢未清者，一概不輕率投補劑，以取悅富貴之家。

只有潰瘍日久元虛，或虛寒之體，才開始用四君、六君、保元、歸脾等方，隨宜選用，並非矯異於庸俗，也是證情不容不如此。

大膽揭出此理，為世之治瘍者告知，使他們知道《本草經》固然未嘗不可信，但不可被誤讀古書者所迷惑，希望使病人少受痛苦，也是行醫者的陰德。

白朮條中，昔人曾有潰瘍忌用之說，因為它能生膿作痛，張石頑也相信，試問同是補益肌肉之品，為何一忌一宜，如此大相矛盾？

難道白朮補脾，必生膿作痛，而黃耆固表，反而有消膿止痛之理？

則是先後虛實，不知辨別，而混為一例的過失。

須知藥之治病，全在用之得當，同是此病，而前後虛實不同，那麼攻補就當異治，若只執一病名，而不問虛實，不問寒熱，泛泛然對眾人說：某藥為宜，某藥為忌，豈有這樣的道理！

甄權主治虛喘腎衰，大概是誤認它補氣的作用過分。總之升舉之品，正與喘證之氣逆上壅相反，而且腎衰作喘，本來是氣虛不攝，陰火上衝，攝納歸元，尚且恐怕不及，卻又舉而升之，則根本已搖，而加速其跌倒。

這就是東垣的補中益氣湯，之所以最不宜於肝腎之虛的原因。

張潔古說它瀉肺火，大概是針對氣虛發熱而言。虛陽不藏，面赤發熱，好似肺家之火，則黃耆補脾益氣，能退大熱，若火熱刑金，而妄投補益，那就錯了。

東垣說防風能制黃耆，而黃耆得防風，其功愈大，等等。

壽頤說：既說制它，反而能張大其功，自相矛盾，最為可笑。

因為既迷惑於前人相制的謬說，而又無法解釋許胤宗用黃耆防風湯薰愈柳太后中風口噤的病，於是想要申一說以解其紛，而不悟這正好造成怪誕支離的弊病。

因為防風、黃耆都是行表之藥，道合志同，何來相制？

胤宗的方法，自有巧思，不料東垣倡此奇談，殊為可駭，要知道只是逞其臆見，毫無根據，後學萬勿拘泥於此，以免埋沒性靈，窒塞智慧。

而且中風而口噤不語，最多氣升痰升，是內因之病，防風表藥，簡直是鴆毒，古人多作外風治療，都是誤認，所以古代的治案，多難以盡信。

許氏此案，見《舊唐書》本傳，治法新穎，獨闢蹊徑，如果說果然能取效，恐怕也不一定，因為史書中所載醫家治驗，大都是意想之辭，試著細核醫藥理法，多難以符合，良由執筆者傳聞得之，而文人又都不懂醫理，則人云亦云，只知其新奇可喜，又怎能辨別病理是否確當，子長的《扁鵲倉公傳》尚且多不可索解，更何況范曄、陳壽以下（如《華佗傳》等皆是）。

何況中風一證，卒僕昏迷，本非外受之風，《素問》說是血菀於上，名曰薄厥，又說氣血交併於上，名曰大厥，現在西醫稱為血沖腦經，都不可妄用風藥。

壽頤編有《中風斠詮》三卷，專論此病，以實驗為主，一掃古書辛散溫藥之弊。

胤宗此案，果真是外風，則不服藥而薰，已覺得有意標新立異，是否有效也殊難肯定；若是內因，則為害必甚，雖入正史，壽頤終不敢深信，而東垣關於黃耆的說法，更是匪夷所思，出乎情理之外。

潔古有黃耆無汗發之，有汗止之一說，而後人編寫本草者，多循例照錄「無汗能發，有汗能止」兩句，幾乎以此物為發汗、止汗專藥，也知兩者的功效，一散一收，正如冰炭之相反而不相合，天下怎會有一物而具有水火兩性之理？黃耆的效力如此，難道不是絕大怪異。

豈知黃耆能達表，而補益衛陽，明明是固表之藥，為何能發汗奏效，只有當衛分充溢，而陽氣流通，固有時也會微微出汗，潔古意中，本來自有說法，然而簡約地舉出，則不是立言的法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