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4）

張仲景的書名為《傷寒論》，但實際上包含六淫的治法在內，後人得到其中一個訣竅，就可以變化無窮。

例如《千金要方》用小續命湯，用麻黃、桂枝治療中風，用炙甘草湯治療虛勞。《外臺秘要》又用炙甘草湯治療肺痿。

《機要》用桂枝羌活湯、麻黃防風湯，區分有汗無汗，治療瘧疾之類，例子多到數不完。

陶節庵出現後完全改變了仲景的方法，另外制定方劑，不再區分經絡來論治，實際上是長沙（指張仲景）的叛臣。後人畏懼困難而趨向簡易，所以多數遵從節庵。

但是也開創了無數變化的方法，例如再造散，用人參、黃耆、肉桂、附子。

配伍羌活、防風、細辛，治療陽虛無法出汗，實際上是東垣、丹溪、景岳的學說根源，總之也是從仲景的治法中變化而來。

近代人吳鞠通著作《溫病條辨》，闡明四季的疾病，傷寒少而溫病多。

例如春天稱為風溫，夏天稱為濕溫、暑濕，秋天稱為伏暑、秋燥，冬天稱為冬溫，這些病症多從手太陰肺經受病（按：這就是邪氣從上焦侵入，說明見下一條。）與傷寒邪氣從足太陽經侵入者完全不同。忌用發大汗或猛烈攻下，多用加減銀翹散之類的方劑。

這與明朝末年吳又可著作《溫疫論》，認為疫邪通常在膜原，專門使用達原飲以及重劑大黃，都屬於一得之見。偶爾也能治好病，但不能完全奉為準則。

自從張仲景以來，論治病的人，都知道要區分表裡。認為足太陽膀胱經是表中之表，足陽明胃經是表中之裡，足少陽膽經是半表半裡，從此以後三陰（太陰脾、少陰腎、厥陰肝）都是裡，幾乎成為千古不變的理論了。

本朝葉天士治病，唯獨在表裡之外，一定要區分三焦，實際上是闡發了前人沒有說過的。肺為上焦，心脾為中焦，肝腎為下焦。

邪氣在上焦，宜發散或催吐；邪氣在中焦，宜調和或疏導；邪氣在下焦，宜攻逐或通下。因為人體的表裡，是從外到內，如同天有緯度一樣。人體的三焦，是從上到下，如同天有經度一樣。一縱一橫，相互為用，不可偏廢。而且風寒侵犯人體，多從毛孔侵襲而入，所以宜區分表裡。暑濕侵犯人體，多從口鼻吸入，所以宜區分三焦。這一點尤其不可不知道。

人的一身，不過是陰陽罷了。陰陽所區分的，不過是營衛罷了。營衛所主宰的，不過是血氣罷了。

血屬陰，氣屬陽，血屬營，氣屬衛，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因此說氣要讓它上升，不要讓它下降；血要讓它下降，不要讓它上升。

然而氣下陷，就會導致泄瀉或脫證；而氣上衝，就會導致喘或呃逆；血上湧，就會導致吐血或鼻衄；而血下泄，就會導致崩漏，都是病症。

所以人參、黃耆補氣，都取升提作用，但必須輔佐以補陰的藥物，這樣升中有降。

當歸、地黃補陰，都取潤下作用，但必須輔佐以補陽的藥物，這樣降中有升。

凡是使用藥物，甘味用來和中，苦味用來燥濕，酸味用來收斂，辛味用來發散，鹹味用來軟堅，淡味用來滲泄，這是正治法。

寒病用寒藥（反治）、熱病用熱藥、通利病用通利藥、阻塞病用阻塞藥，這是從治法。

虛證就補它的母臟，又說子能令母實；實證就瀉它的子臟，又說子能盜母氣，根據五行相生而兼有相互作用，這是常法。

脾病平肝，肝病健脾，腎病清心，心病滋腎，這是隔二治法；肝病益肺（如左金湯之類），脾胃病暖腎，或助命門火，這是隔三治法。能神妙地領會，思考就過半了。

世人將張、李、劉、朱四家並稱，都認為張指的是張仲景。

我私下認為張仲景是東漢時代的人，所立的方劑與理論，全都根據《素問》、《靈樞》。

實在是百代醫家的始祖，哪裡是其他三位所能比肩的呢？後來閱讀陸定圃學博的《雜識》，說仲景不在四家之列，張應該是指張子和，他與東垣、河間、丹溪不相上下，他們的治法也各自闡明一個義理，卓越地成為一家，這個說法很公允，實在符合我的心意，於是趕緊記錄下來。

補氣藥多屬溫而少屬涼，補血藥多屬涼而少屬溫，這是陰陽的分別。

然而肺主出氣，腎主納氣，氣虛的病症，有適宜滋陰補腎的，涼藥也可以使用。

但是決不可用知母、黃柏、丹皮、梔子給氣虛的人用，因為過於寒涼，不是用來幫助正氣的方法。陽氣生則陰液生，氣壯就能攝血。

血虛的人，有適宜扶陽補氣的，溫藥也適宜使用，但是決不可用硫黃、附子、花椒、生薑給血少的人用，因為過於溫熱，恰恰足以耗損血液。